• 卡萨诺瓦《我的生平：吉亚科莫·卡萨诺瓦自传》（上海三联书店，2007）

　　觊觎了很久的书，在图书馆排队排了N久才借到。卡萨诺瓦一直是我很感兴趣的一个人物，在野史上的地位相当于另一个唐璜——亦或者说，唐璜其实是另一个卡萨诺瓦。卡萨诺瓦具有十八世纪的才情，以及随遇而安的气质，并且这样一个花花公子和许多世纪名人都有交往，从英格兰到土耳其，从西班牙到俄罗斯，他的足迹几乎遍布了当时的整个欧洲。并且这是一个乐观的、喜欢享受生活的人，读他的自传，真的是一种很愉悦的享受——别提里面的内容有多么丰富了。

• 莱妮·里芬施塔尔《里芬施塔尔回忆录》（学林出版社，2007）

　　莱妮·里芬施塔尔是我很景仰的一位艺术家，她的《意志的凯旋》、《奥林匹亚》都是电影史上难以超越的作品。更令人敬佩的是，因为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裁判为“纳粹同情者”被剥夺了继续拍电影的机会，她仍然执着地追求自己的艺术和理想。先是在欧洲，然后是海底。里芬施塔尔这个名字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圈子内并不陌生，最早就是在一个很小资的地方看到关于她的介绍，然后被震撼……嗯，或许我们这里“小资”的定义和你理解的并不相同……

• 菲利普·普尔曼《黑质三部曲：琥珀望远镜》（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终于看完第三部了，感觉没有想像中的出彩。《黑质三部曲》的故事让我感到一阵混乱，孩子的冒险，堕落天使的战争，还有多重世界——这些东西集结在一个故事里似乎不是很搭调，然而普尔曼确实这么写了。个人的感觉是这故事的宗教情结强了些，而且搞不懂作者想要强调什么，另一方面故事给我的感觉就是混乱，或者说不合章法。读书的过程中有一些很感人的部分，比如披甲熊和李·斯科尔比，比如两个天使的爱情，还有大概是莱拉和潘特莱蒙，然而另一些元素则完全击垮了我刚刚建立起来的好感，比如难以理喻库尔特夫人，比如对反叛者对天堂的战争——我看不出后者在这个故事里有什么意义，同样的情节早在几百年前就有人写过了，何况我还看过法郎士的《天使的叛变》。关于天地大战，法郎士的故事明显精彩丰富得多了，而在普尔曼这里，这一切都好像小孩子过家家似的。我想超越《魔戒》完全是宣传的噱头吧，这两部作品根本没有什么可比性。

• 尼尔·盖曼《美国众神》（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

　　一部很有意思的书！我是在星期三请影子喝蜜酒的时候确定他的身份的，虽然之前提到假眼时也有怀疑。尼尔·盖曼的这个故事有着巧妙严密的结构，看完一遍后回头再品味，会发现前文中所有语焉不详的地方其实都是线索和暗示。或许比起《星尘》来，《美国众神》更适合拍成电影，我所不确定的仅仅是，导演和编剧是否能在完美的情节之外，表现出这部作品的浓重和历史感（我喜欢艾斯比先生的笔记~~~~）

• 尼尔·盖曼《蜘蛛男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轻松愉快，很适合放松心情，并且是一部好小说。也适合拍电影，最好赶暑期档上映。比起阴郁沉闷的奥丁，安纳西真是太可爱了~~~~

• 高平《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

　　我说过我对仓央嘉措感兴趣，不过没想到会用一部小说来扫盲。嗯基本上这本书是讲一个天才的青年诗人如何被残酷的社会阴险的政治折断了翅膀然后悲惨陨落的故事，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这桥段听上去很像琼瑶……那个我其实挺喜欢仓央嘉措的，我不喜欢的，仅仅是这个故事的叙述方式。

• 拉法耶特夫人《克莱芙王妃》（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

　　赞美勤劳的苦力们！终于看到全本的《克莱芙王妃》了！！拉法耶特夫人的小说如果不是那么有她那个时代的风范，其实可以衍生为一部恢宏的巨作——我想这样一个故事如果交给十九世纪的小说家们来表现，会是又一部世界名著。然而拉法耶特夫人是俭省的，她惜字如金地讲她的故事，然后对她的读者做出劝诫。突然也很想看到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

• 卢基扬年科《守夜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仍然要赞美，是几个月来读的书里很有趣的一部。翻译很好，没有任何不顺口，等待暑假去大馆看两部续篇（另外去找电影版）。嗯嗯其实我在看《守夜人》的时候发现一个惊天大八卦，不知道卢基扬年科的fans里有发现的没有。莫斯科守夜人部队的老大叫鲍里斯·伊格纳季耶维奇·格谢尔，根据各方面的资料显示应该很老很老（所谓很老很老，大概就是超过一千岁的样子？）的顶级魔法师，并且根据《守夜人》小说的爆料，他的老家在西藏……
　　调用我全部的八卦细胞和狗血想象力，我在这个出身和姓氏和时间上理出了头绪——格萨尔王……
　　这一八卦的准确性还有待证明，不过我目前是相信这个推断的——咳咳卢基扬年科你有够狗血Orz

• 斯蒂芬·金《绿里奇迹》（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震撼了……我要去看电影版……

　　6月20日是我们的学位授予仪式，早上天气沉闷得可怕，似乎有意不给大家一个明媚的心情。排队上台的时候小远在我背后轻轻地说，我们终于领证了，杨小姐顺口接道，是啊领了证就合法了，听上去有若白毛女终于见到八路军的兴奋和悲壮。
　　正式领到学位证是毕业证是下午三点以后了，期间终于靠RP爆发成功上传了论文。另外中午和所有人在系里吃冷餐，颁了很多奖，吃了很多香蕉和鸡腿，制造了相当多的垃圾。打扫卫生的阿姨，辛苦了。
　　然则这些和晚上的毕业聚餐相比却都成了小事，本来以为二十几个女生是喝不了多少酒的，然而觥筹交错之后确是一片杯盘狼藉、泪眼婆娑。理科的男生已经在一边抱头痛哭了，好几个女生也揉着眼睛。小远到厕所回来一趟，眼眶水汪汪的。后来组织红着眼睛来找我，什么也不说一把抱住，然后哽咽着叫我以后不许忘了她，然后又一把拉过站在一边的小远，说刚刚厕所里抱的那遍不算。还有很多女生也抱在一起哭，还清醒的人三三两两站着聊天话别，就是没有人愿意离开。
　　想起中午聚餐的时候，有人被点名上台唱《十年》，虽然没有伴奏，但是很深情很投入。我一直以为告别的时候应该唱那首Auld lang syne，或者更加那个那个的Bella ciao。不过《十年》也很好，虽然我们大家携手度过的仅仅是短暂的四年而已。
　　回家的车上杨小姐打电话给我，生怕我坐错了车回不了家，我叫她放心。她告诉我说小远出门时也清醒得很，然则坐车时毫不犹豫地走了反方向，还是被她硬拉回来的。后来杨小姐短信询问小远到家了没有，得到的回答是你尽管放心我还在路上给人指路来着。然而今天在网上遇到小远，则是听她走的时候杨小姐很担心，主动给她指路，还指错了。我问你不是走错了方向被她拉回来了么？小远很得意地回答说——然老子英明神武，没听她的……
　　这大概是今年毕业聚餐的一桩悬案了。
　　于是很担心缪缪，希望她骑车回家一路都好。
　　对于组织、杨小姐，还有很多留在这里的人，我们还有两年半的时间可以共度，两年半之后我们再聚首，那时候或许才要真的说再见。请相信无论是那时还是现在，我都不会忘了你们。
　　小远会去北京，但愿北京的气候不要苛待她。但愿小远永远如花儿一般纯良，相信我们还有再见的时候。
　　小亮陛下和晶晶姑娘会去上海，希望这兄嫂俩也能和美幸福，愿晶晶姑娘早日给小亮陛下找一个大哥。
　　还有阿杜、童童、龟、猴子、木子、楠楠、小云……我们班上的所有女生和男生，但愿大家的未来都美满幸福，但愿每个人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还有我的四位南外同窗，我们真正在同一个校园里共度了十年，希望你们一切顺利。
　　祝愿所有的DIIer们有一个更好的明天。海内存知己，要相信我们一定会重逢。
　　啊朋友再见。

　　觉得我这个人简直没救了。
　　去看圣火的那天有课，一大早扛着很多书奔去赶车，出门的时候老妈正在电视上看直播，然后指指戳戳地说南京的圣火传递真无聊——一个火炬手甚至跑不到一分钟就换人，还有到现场看人头还不如在家看直播云云。
　　妈妈的话永远是真理，这个教训以后一定要记得。
　　车子过了学府路就开不动了，因为整个中央路和中山北路上全是浩浩荡荡的人潮，连地铁也不敢在鼓楼站停车了（不过我猜主要是因为鼓楼出站口就在鼓楼公园旁边的关系——会造成混乱的）。公交司机很知趣地走了地下立交，临进洞前把我们放了下来。于是大概在距鼓楼广场二百米不到的地方，我汇入了巨大的人流。
　　走到鼓楼广场花的时间比以往要长，因为我用了很多时间东张西望——N久没在街上看到这么多人了，何况大家的造型都很震撼。然后就在准备进地下道之前，我意识到南瓜同学正被困在电信大楼底下，并且他根本不知道鼓楼公园在哪里……
　　广场的过街通道都被民警组成的人墙封锁了，我在邮政大厦底下连跳带爬，终于失望地意识到所有黄金位置都已经被早早占据了。回头看到有个MM很技术地站在一米高的道边护栏上，那栏杆的宽度绝对比平衡木窄得多。正在感叹时，赫然发现还有一位大叔悠闲地站在树上，绝对的观测制高点，囧。
　　然后就是一次免费桑拿……

　　意识到自己等错了地方的时候我已经彻底糊涂了，原本出门的目标是鼓楼公园，不过到了人潮汹涌的广场后不知怎的就停了下来。现在归纳起来当时的心情不外乎如下：
　　一、哇哇哇好多人啊好多人啊好好玩咦还有人爬树走钢丝诶真的好有趣~~~~
　　二、这么多人在广场等着，或许火炬真的会在这边绕一圈吧？
　　三、马路对面还有一只迷路的南瓜……
　　四、人太多，动弹不了……
　　五、估计鼓楼公园的人更多吧？搞不好人墙把入口都封了= =
　　六、啊，好懒，一点也不想走……
　　…………
　　等等，等等……

　　结果后来终于痛下决心到鼓楼公园去找死，从邮政大厦挤到过街地下道用了五分钟（囧），然后走到鼓楼医院天津路小门，N多人正从鼓楼公园方向奔过来，保安叔叔在那里作关门拒人状。于是努力做出一副纯良无害的好人模样，正直地说，我是对面南大的学生，就过个马路到我们学校，可以放行么？保安叔叔只犹豫了一点五秒，就表示可以点头放行（哦耶~~~）。
　　好景不长，一点二秒内保安头头来了，这位大叔气壮山河地声称，昨天院里下文件封门，任何人不得放行。然后正在进门的人群愤怒了，一个正打算出门的老爷爷也愤怒了。我还没来得及愤怒（还要装好人呢= =），保安大叔就命令手下把门关起来了……于是只好改道。
　　我知道爬墙是不对的，不论这个判断涉及到“爬墙”这个词的那一层涵义。但是奥运圣火到南京的这一天，除了爬墙之外真的没有别的办法让我及时赶到鼓楼公园门口了。好在小时候喜欢爬墙爬树，现在身子骨还算灵活，翻一道围墙还不至于闪到腰Orz
　　然后在鼓楼公园门口看到愤青大游行，那真是一片红色的海洋，十分壮观，场面也很震撼。一般来说我认为，遇到这种游行就代表传递已经结束了，那些标语口号和人流就好像奥运会闭幕式上的文艺表演，是对旁观者的一个宣告。不过我还是不死心地挤到公园门口，心想不会什么都看不到了吧？
　　于是，第二次桑拿……

　　民警叔叔们这时很配合地又排起了人墙，害得一堆刚赶过来的人上当。需要注意的是，传递当天，我们这许多人在现场，自然不知道整个传递提前完成了，所以又在那里很high地等了N久，一直到一个警察叔叔带着哭腔说：你们快走吧，交通堵了半天了，火炬早就传完了丫……
　　囧。
　　然后沿着天津路回学校（这次是真的了），看到一黑一白两个留学生，走到武警医院门口时，对着门口戒严的一群武警叔叔气势激昂地大喊“北京加油”——可惜根本没人理他们……于是二人大囧，嘀咕两句遂溜之大吉。
　　接着在校门口看到卖文化衫、小旗子和贴纸的小贩，一边向路人甲继续推销一面国旗一边跟身边的同伴说——火炬传完了我们下午坐车去合肥吧……
　　继续囧……
　　然后走进校门看到一队……嗯不，两队武警，大概是完成了今天的任务，正在学校里休息。背着巨大的书包捧着缪的硬盘从武警叔叔面前走过，听到人家的班长（或许是排长？）大喊一声“坐下”，于是所有人齐刷刷坐下开始休息。偶继续大步往前走，感觉这状态很KUSO，于是目不斜视头也不敢回地走完这一趟，心里想今天实在是太RP了Orz
　　嗯，中国人民果然很好很强大。

• 易卜生《小艾友夫》（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看上去似乎是一部关于儿童的剧本，但实际上，易卜生不是一个十分关注儿童问题的人。父母对于小艾友夫的教育和培养方式只是他用来说故事的一个契机，而从根本上说，戏剧的冲突还是展现在小艾友夫的父母身上。另外，在剧本里，小艾友夫最后溺水身亡，这在现在的电影和戏剧里似乎是不可想象的——“儿童不死”和“主角必胜”似乎已经成了我们这个时代影视戏剧的样板模式。另另，鼠婆子这个人物很有趣，虽然在剧本里显得阴森可怕，可是她真的让我想起了哈默林的吹笛手^_^

• 易卜生《约翰·盖勃吕尔·博克曼》（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约翰·盖勃吕尔·博克曼是一名建筑师，并且你很难去判断这个人的善恶或是非。虽然他压榨昔日的对头，压抑年轻人的才华，竭力与那“叩门的下一代”战斗，可这个人却并不讨人厌。易卜生笔下许多人都是这样，热情洋溢、执着顽固，并且有着一股近乎神经质的气质。我最喜欢这个剧本的地方在于建筑师最后的死，在高高的塔尖上失足跌落——他毕竟去爬了脚手架。

• 菲利普·普尔曼《黑质三部曲：魔法神刀》（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接着《黄金罗盘》继续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二号终于出场。喜鹊城这个名字起得很有感觉，但是故事却似乎没有第一部精彩——或许是因为我想念披甲熊了，而且威尔真的没有莱拉聪明可爱。李独自对战二十几名士兵的场面写得十分煽情，另外格鲁曼（也就是约翰·佩里）和威尔的父子重逢也是很不错的一幕。不喜欢的仍然是库尔特夫人，不是因为她的阴险狠毒，而是因为凡是涉及到对她的描写，都让我觉得不是很喜欢——看来我不是不喜欢库尔特夫人本身，而是我根本就不喜欢这种类型的人物。目前还有很多悬念有待第三卷解决，对于《黑质三部曲》，目前仍然不能妄下判断。

• 易卜生《咱们死人醒来的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这是易卜生的最后一个剧本，因此也有一个副标题叫做“戏剧收场白”。很奇怪，不过就是这样。和从前的许多剧本一样，仍然是一群有故事的人的故事，所以雕塑家的年轻妻子在剧本中就没什么地位——好吧至少我这么觉得= =。把易卜生的剧本看多了，觉得到了作家创作生涯的晚期，似乎很多戏剧都是以主人公的毁灭为结局——无论这种毁灭是为了逃避现实，还是在新的世界里寻找希望和新生。死人如何醒来呢？他们搀着手，一起走进了暴风雨。

• 尼尔·盖曼《星尘》（中文电子书）

　　看过《星尘》的电影，感觉和小说很不一样。电影里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人物是莎士比亚船长，不过小说里根本没有这个角色。但是必须承认，小说的灵气比电影强多了，比如魔法女王莉莉姆，电影里是以三姐妹的死亡为终结。但在NG的小说里，最年长的莉莉姆只是叹息着放过了星星——既然她的心已经系在崔斯坦身上。公会的图文版电子书果然好看，精灵仙境给我的感觉有点像彼得潘的永无岛，嗯，的确，只是感觉。

•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二卷“世界历史的透视”（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看完了，但是忘记斯宾格勒说了什么（= =）。或许关于《西方的没落》这本书，我最大的收获仍然是一些很宏观很概括的东西，类似比较文化的观念。另外，就是对阿拉伯文明产生了很强烈的兴趣，或许对于陌生的事物，我的感觉一贯如此。仍然置疑的是关于斯宾格勒文化－文明的阐述，觉得这个理论本身就透着浓浓的浮士德味道。

• 易卜生《玩偶之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是易卜生大名在外的作品，无需赘言。然则看多了会审美疲劳。易卜生是一位火药味很浓的作家，即使在很多时候，他的攻击是掩藏在温和的对话与行动之中的。但有时候我觉得，易卜生的剧本只是在指出问题，或者暴露问题。他的戏剧总是会在相当戏剧化的情节里收尾，但现实生活则绝对不是这样。如娜拉的出走，她离开了这个玩偶之家，在广阔的社会里，就真的能找到自己需要的独立与尊严吗？

• 易卜生《群鬼》（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三幕剧。基本可以归纳为一个含辛茹苦的妻子和母亲的故事，然而仍然黑暗压抑。阿尔文夫人有一个无耻的丈夫、虚伪的牧师，儿子和丈夫的私生女互生好感，而后者还是一个爱慕虚荣贪图享受的姑娘。总之易卜生的剧本越读越让人觉得难受，一下子看太多实在难以消受。

• 易卜生《人民公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我是怀着对《人民公敌事件》深深的敬仰和热爱去读这个剧本的，虽然这里面并没有那段著名的“在认识与怀疑的重压下，我们早已在无为中一天天地衰老下去。我们这些忧郁的即将被遗忘的人们，将要无声无息地在这个世界上走过，也不曾给后人留下一点有用的思想……”或许是因为吕老师的剧本，我仍然觉得主角在最后发疯的收场是最具有震撼力的，而易卜生老好人式的收场虽然给了人们希望，却是一个苍白无力虚无缥缈的希望。

• 易卜生《野鸭》（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关于理想主义者怎么惹是生非破坏人家美好生活的故事。或许易卜生想要告诉我们生活有时候必须靠欺骗和谎言来维系？这不像他的为人啊。然而我真切地感觉到格洛格斯同学十分欠扁，如果我是剧中人的话我也想狠狠教训他一段。还有，易卜生这个没道德的家伙又让小孩子在剧本里死掉了= =

• 易卜生《罗斯莫庄》（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在图书馆里匆匆看完的，印象不是十分深刻。怎么说呢？不是很喜欢。

　　7.1 农业革命

　　大约在800至1300年间，欧洲的气温比之前和之后都要高上几度，雨水也更少，夏天变得很长，当时能种植葡萄的地方比现在要往北300英里左右；湿地和沼泽渐渐退去，北大西洋的航海家们遭遇的冰和暴风雨也更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时期的气候变化的确促进了后来的西欧农业革命和经济发展。
　　从十世纪开始，耕地的面积普遍扩大。人们抽干湿地，砍伐森林，修筑堤坝防止海水灌入农田，整个欧洲的耕地面积大大增加。这个时期还提高了种植效率，开始大规模使用休耕制，并且这个时期最为普及的三田轮休制，保证任何时间里都有三分之二的土地在耕种状态。有些农村甚至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实行四块、甚至五块天地的轮耕制度。最后，新型的农具和技术大量出现，使得农业产量大大提高，这些新工具包括了轮犁、水磨和风车，都在不同程度大大节省了人力。
　　因为农业革命的关系，欧洲的农产品产量加倍，饥荒越来越少见，并因此带来了欧洲人饮食结构的变化。豌豆和大豆、奶酪和鸡蛋，还有鱼和肉，这些食物含有更多的蛋白质和铁，这使得女性的寿命开始超过男性——这一现象一直维持到今天。另外，猪肉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农民的餐桌上；兔肉是从伊比利亚引进的，在加洛林王朝晚期进入法国，在十二世纪进入英国。在中世纪中期的这个时间段里，欧洲人成了世界上最喜欢吃肉的人。

　　7.2 节日

　　　　
　　　　圣烛节

　　基督教节日在中世纪中期真正融入了农村生活，这些节日包括圣诞节、复活节和许多并不太重要的“神圣的日子”（holy days，没错这就是“节日”holiday一词的来源）。这些日子都是虔诚的节日，但同时也为农民们提供了可纵情休息的机会。圣诞节之前，会有几个星期的斋戒，但圣诞一到，长达十二天的盛宴和庆祝就开始了。一个月之后是圣烛节（Candlemas，2月2日），人们手持蜡烛，排成行列，以示庆祝，之后通常会有烤饼吃。圣烛节庆祝的是耶稣诞生之后第六周圣母的净化，因此这个节日对母亲来说特别重要。她们在生完孩子之后也要举行类似的活动仪式。其实，每个人都特别享受黑暗的寒冬里这个节日带来的宽慰。（现在美国还有“土拨鼠日”（Groundhog Day），也是2月2日，每年都会举行仪式来预测春天会早来还是晚来，也给人们带来类似的安慰。）复活节前也有40天的斋戒，称为“四月斋”（Lent，也译为“大斋节”或“四旬斋”），但复活节一到，就有七天的盛宴与游戏。而到了仲夏，又有施洗约翰的篝火和舞会……

土拨鼠日

　　无论什么时候，节日就意味着舞会、酒会和不正式的体育比赛——摔跤、射箭、斗鸡甚至是原始的足球。

　　7.3 中世纪的农民

　　一座典型的中世纪中期房屋要比更早些时候的房屋高级许多，木头框架上搭着一个茅草屋顶，框架间隙则用树枝堆成网状填充进去，外面再覆盖上泥土和稻草。较富裕的农民会有两间屋子，屋里有长凳、桌子，可能还有个柜子。但大多数农民都住在单间的草屋里，没有什么家具。
　　人们睡在爬满害虫的草堆上，汗味和排泄物的味道一直飘逸在空气里，因而也不怎么感觉得到。到处都有苍蝇嗡嗡乱飞。草屋里不仅住着人，还住着家禽家畜，比如鸡、狗、鹅等，偶尔还会有牛。这些动物在冬季会给屋子里带来一些热气；为了保暖，很多人会睡在同一张草垫上。房间里如果有窗，也没几扇，还非常小，当然也没有玻璃。“地板”通常就是土地，在冬天会结冰，冰一融化，地面就化成一滩烂泥。
　　关节炎和风湿病司空见惯，还有其他无数种在当时还不能治愈的疾病。人们会在屋里生火，用来取暖或做饭，但是因为没有烟囱，所以在烟通过屋顶上的缝隙飘走之前，整个屋子都会烟雾缭绕。蜡烛是奢侈品，农民们不得不将就着用火炬，它是用在脂肪里泡过的灯心草为燃料，烧起来恶臭难闻。飞散的火星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把屋顶点着。大多数人都尽可能呆在室外，宁可坐在屋外的长凳上。

　　一家农民的“家庭”真的就是“同一屋檐下的一户人家”。有许多屋子除了一个核心家庭（夫妻二人和孩子）之外，还住着寄宿者和仆人。在今天，只有富有的家庭才雇得起住在家里的仆人，但在中世纪，即使是最一般的家庭也都有一两个仆人。中世纪的仆人不是现在所谓的女仆或管家，他们其实就是雇来的帮手，哪里有需要就得去帮忙——无论是在田里、林子里、院子里还是在家里。对一户有太多孩子的家庭来说，送一个孩子出去当仆人就减少了家庭的开始；对一个人手不够的家庭来说，雇一个年轻的仆人是个不错的解决方法。大多数情况下，仆人只在童年到结婚之间的一段年龄才会过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
　　劳动的分配根据性别、年龄和能力来决定。男性分担了大多数农活，比如耕地、下种和除草。如果田里有需要，女性也会帮忙，特别是收成的时候。另外，女性还在屋子周围的田地和附近的树林、草地上劳动。女性的人物包括打扫、做饭、挤奶、喂养家禽家畜、照看菜园、打水、做奶酪和黄油、纺线、织布、酿酒等（注意，酿酒在当时是严禁男性从事的职业），还要从树林里采集坚果和掉落的树枝。幼童、老人和病人都不用工作。孩子长到足够强壮时，儿子们就开始帮助父亲在田里劳作，女儿们就开始帮助母亲在家里、院子里和树林里干活。有时候，甚至老人和病人也会帮忙做些事情，比如照看孩子、纺毛线或给院子除草。冬季天寒地冻之时，所有人都呆在屋子周围，修理工具、缝补衣服、纺线或者用手推磨磨谷子。晚餐通常包括一罐菜汤、非常粗的面包、麦芽酒，可能还有个蛋。接下去大家就早早地睡觉了，因为第二天还要辛勤劳动。
　　甚至连上面描绘的这幅画面也有些理想化的色彩了。通常，一户人家总有一两个人会因病致残，因为那时候很少有疗效好的药物；即使没有残废，也会有人常年受伤病和疼痛的折磨（那时没有阿司匹林，只有麦芽酒止疼）。但是，因为能控制生育的只有营养不良这一个因素，其他的节育措施和堕胎行为又不是非常有效，所以妻子们只得忍受许多分娩之苦。生孩子对母亲和新生儿来说都是致命的危险，新生儿夭折率非常高。父母通常会给孩子特别多的照料，但即使这样，孩子们身处的世界仍然非常危险：屋子里的火炉是敞开式的，屋外的沟渠里积满了水，疾病和感染也四处横行。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婴儿出生不到一岁就夭折了，另有三分之一在十岁之前死去。换句话说，一个妇女可能生了六次孩子，但只能看到两个孩子长大成人。对孩子来说，童年也很短，因为孩子们只要长到能够干活，就会去干活。有的孩子到了12岁左右，就会离开家庭，去别处做仆人，或者另谋生路

　　7.4 香槟集市

　　农业革命随着商业革命一道发生，随着十世纪晚期外族侵略的渐渐平息，欧洲的商业得到迅猛发展。法国的公爵们、英国的国王们和日耳曼皇帝都鼓励各村庄最近的地方发展每周一次的集市，以及每年一次的大市，这些集市云集了各国的商贩和货品。
　　所有集市里最大的当属香槟集市。十二世纪时，香槟伯爵大力发展集市，使得香槟的集市上不仅有法国和佛兰德斯的商人，还吸引了欧洲其他地方的商人，包括英国、伊比利亚、意大利和日耳曼等地。随着商业的发展，城市在欧洲各地慢慢开始发展起来。
　　早期的商业所涉及的商品基本上都是以下几类：奢侈品（如丝绸和辣油）、奴隶和上好的布料。各地也慢慢开始有了自己的特产：巴黎盆地的谷物、斯堪的那维亚的木材、波兰的盐、日耳曼北部国家的盐和鱼类、英国的羊毛、佛兰德斯的布料、勃艮第的酒类等等。我们切不可对中世纪的城市抱太多的奢望，房龙曾经讲过一位法国国王打开宫殿窗户却被街上的味道熏昏过去的故事。另外，在十一世纪的巴黎，一位法国王子曾因为坐骑被一头猪绊倒而摔死在街头。我们马上会看到，伦敦的情况也完全好不到哪里去。

　　7.5 十二世纪的伦敦

　　十二世纪末，伦敦有四万人口，是不列颠诸岛最大的城市和整个西北欧的首要商业中心。英国有许多主教、修道院长和公爵都在城市里有房子，国王的宫殿位于威斯敏斯特西区，宫殿在1099年兴建，一直屹立到今天。十二世纪末的伦敦有139座教堂，每小时都能听到钟声。
　　伦敦的街道非常窄，大部分都没有铺石板，整天挤满了人、狗、马和猪。街道两旁排满房屋和店铺，大多数都是木结构的，在缝隙处填着稻草。火一直是个安全隐患。但在一个十二世纪的居民看来，伦敦是一座极其繁华、日新月异的大都市。泰晤士河上的木桥正在被替换成一座全用石块堆砌的桥，街上有清洁工每天清除垃圾，城里还有英国唯一的排水系统，街道中心有排水沟。十二世纪早期，城里甚至还造了一个公共厕所。
　　就今天的标准而言，当时的伦敦是个又小又脏又臭的城市，并且是一个火灾高危地。但十二世纪的伦敦人却以他们的城市为骄傲。其中一位叫威廉·费兹史蒂芬（William fitz Stephen）的市民在1175年这样赞叹道：

　　伦敦享受着新线的空气，笃行着基督的教诲；它拥有坚固的城防以及自然优美的环境；市民以它为荣耀，女人含蓄有礼。伦敦是座幸福的城市，不仅百业俱兴，还是养育高贵人物的摇篮。

其余的溢美之词还有很多。
　　作为一个骄傲的伦敦人，威廉·费兹史蒂芬强调了伦敦的优点，粉饰了它的缺点。他说伦敦的空气无比新鲜，但实际上我们知道，伦敦早在十二世纪就有烟雾的问题。也并不是所有人都欣赏威廉·费兹史蒂芬那种热情。有一位十二世纪的法国犹太商人对一位即将前往英国的朋友如此警告说：

　　你到英国之后，如果要经过伦敦，就赶快穿过去……世界上任何地方污秽邪恶的东西在那里都找得到。注意别碰上皮条客，也不要和餐馆里的人混在一起，不要赌博，不要看戏，不要进酒馆。你在伦敦听到的牛皮会比在整个法国听到的都多……如果你不想和作恶的人住在一起的话，就别住伦敦。

这个商人也对英国的其他城市颇有微辞。在埃克塞特，人和野兽吃同样的食物。在巴思，躺在“污浊的空气和硫磺烟雾之中，好像到了地狱之门”。在布里斯托尔，“所有人都是——或曾经是——做肥皂的”。伊利“周围的沼泽地导致这座城市无论何时都散发着臭味”。约克则“满是苏格兰人，他们无比脏乱，心计险恶，几乎不是人”。

　　7.6 骑士

　　骑士精神（chivalry）源自法语中的“马”——cheval，某种意义上阐明了中世纪骑士的本质——他们并不是后世想象中的那种浪漫形象，而仅仅是武装起来的暴徒。他们骑着战马，穿戴着头盔和锁子甲，就成了中世纪的坦克。作战是他的目的，也是他存在的理由。通过抢劫物品、敲诈与地主的赠予，他们逐渐致富。他们宣称保护教会和社会，有时候也是这么做的，但他们其实非常暴力，最根本的兴趣只是保卫与扩张他们自己的土地。对一些骑士来说，战斗才是最大的快乐。
　　骑士喜欢打仗，不管是真打还是假打，但他们也有更无聊但必须的职责，而且这些职责从十一世纪其变得越来越重要。他们必须出席采邑法庭，给领主做参谋；他们必须管理好自己的土地，或者让妻子干这活儿。作为娱乐活动，领主可以在私家树林里打猎或猎鹰。除了享受闲暇之外，打猎还减少了树林里害人的猛兽，比如狼和野猪，另外还可以打来鲜美的鹿肉饱餐一顿。喝酒、设宴、听吟游诗人唱歌、听说书人讲故事，这些都是不错的娱乐活动。
　　至于高尚的“骑士之爱”，那只存在于文学和浪漫传奇中，虽然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女性的地位，但却并没有真正给现实带来多少改变。

　　8.1 中世纪的天主教会与圣徒崇拜

　　在中世纪，教会不是唯一的当权者，教会成员也不总是服从于教皇的指令，有的信徒甚至不知道这些指令的存在。教会与人类的所有其他机构一样，不可能很完美地运作，经常会达不到理想的要求。尽管有着理论上的中央集权（教皇——大主教——主教——牧师），但几个层次之间的通讯非常缓慢，还时常受阻。坎特伯雷大主教千里迢迢远赴罗马，向教皇询问一些事，再赶回英国，大概要花半年时间。而且，主教即使故意无视或曲解教皇的指令，一般也不可能被赶下台。
　　教会内部也不是没有腐败现象，这也是人之常情。有的历史学家就很喜欢历数有盗窃行径的主教、好色的牧师和贪吃的修女。但这些腐败只是个例而已。中世纪中期时，教会的最大弊病不是大面积的腐败，而是一种潜在的自满，由此导致教士阶级对宗教生活产生了浅薄的理解与机械化的态度，以及对教会财产的贪恋。中世纪教会虽然列了许多圣人，但在教士那里，信仰的深度渐渐地在处理日常事务时给打磨掉了，他们不仅有村庄里的事情要处理，还要负责大面积的地产，解决土地纠纷，保持教会威信。任何一个当代的政治家和负责大学行政管理的官员肯定都深有同感。
　　但不是所有的教士都会忽略教皇的指令，或只是把自己的职业当成一般事务而不是神圣的事业来对待。有的教士冲在宗教改的前沿，把基督教早先那种让人敬畏的神秘特质用新的情感深度与力度来取代。这一点最能从宗教建筑风格的变化上看出来。12世纪时，占地面积大的罗马风格（Romanesque）建筑渐渐被尖顶指天的哥特式（Gothic）建筑给取代。另外，审判之时安坐的基督形象也渐渐被十字架上正在受刑的基督这一悲剧形象所代替；这一变化深刻地改变了人们表达虔诚的方式。基督为了救赎人类而受刑的形象对中世纪基督徒产生的影响不可小视。人们一想到基督所受的伤害、痛苦，就意识到救赎之不易。在这方面，基督教向更注重情感的方向发展，后来还由此诞生出将圣母马利亚作为主要崇奉形象的表达虔信的方式。在中世纪中期，圣母因悲悯毫无希望的罪人，做他们的说情人而格外受到敬重，据说她精于此事，以至于有一个传说讲道，魔鬼向上帝抱怨说，天庭之母（Queen of Heaven）把那些最有希望进地狱的人都骗了回去。基督教在这段时间里，第一次成为一种表达爱、希望和怜悯的宗教。“公正的上帝”（God of Justice）也变为仁慈的、受难的“爱的上帝”（God of Love）。

　　　　　　
　　　　　　法国的沙特尔大教堂

　　普通百姓也非常拥护这个仁爱的上帝形象，受难的圣子与慈悲的圣母同样受到拥戴。然而普通人对上帝的敬拜方式与教皇及神学家们的却很不一样。在任何社会——包括我们自己的，普通人都抱有对超自然力的幻想，其中总有一些想法是神学家们肯定不会赞同的（就好像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心理咨询师随处可见、随时可以请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而且人数越来越多）。中世纪也一样。神学家眼里的上帝是一个仁爱而理性的上帝，但在普通人眼里，上帝有时候是一个拥有神力的魔术师，能够保护他喜爱的子民不受饥饿、痛苦、疾病的困扰，更不会让他们过早夭亡。对许多持这种想法的人来说，他们接近上帝的行为虽然都发自内心，但往往显得过于机械，而较少是心灵意义上的。人们通常会找来先圣遗物，或前去朝圣，或在路边的神祠内重复着简短的祈祷，希望通过这些方式来获得上帝的恩宠与帮助。
　　最受欢迎的圣物是和基督及圣母马利亚有关的东西，因为人们相信这两个神祇都已升天，因此他们的遗体是不可能找到的，只有些衣服饰品、真十字架的碎片、小瓶基督的血、圣母的乳汁、基督的乳牙、脐带以及切除的包皮等。建于1120年代、南英格兰的里丁修道院（Reading Abbey）到了12世纪末，已收集有数百件圣物，包括29件基督遗物、6件圣母遗物、19件旧约先圣的遗物以及12件十二门徒的遗物。由于收藏丰富，里丁成为朝圣重地。但里丁只是众多朝圣地之一。夏尔特尔（Chartre）教堂拥有圣母马利亚的外衣；坎特伯雷藏有圣托马斯·贝克特（约1118~1170）的遗骨；伊比利亚西北部的圣地亚哥藏有圣徒雅各（St. James）的遗体（但少了一只胳膊，现藏于里丁）；巴黎人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1201~1204）期间从君士坦丁堡取得了耶稣戴过的荆棘冠。实际上，西欧基督教界基本上所有的城镇和农村地区都或多或少收藏着一些圣物或庇护着他们的画像。人们对于圣物的热情也促使“圣物经济”的增长，商贩带着圣物四处游走，卖给想要圣物的人。不幸的是，这一行里真货少于假货。到了16世纪早期——正如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 约1466~1536）不无嘲讽地说——欧洲所有的真十字架遗物可以装满整整一船。
　　人们向上帝求助，把圣母马利亚当作向上帝求助的中间调解人，同时也向其他圣人寻求帮助。对特定的敬拜者来说，每个圣人都负有特定的只能。每一种人类所知的疾病都有一位圣人应对：瘟疫的受害者向圣洛荷（St. Roch）祈祷，圣罗曼（St. Romane）专治心理疾病，圣嘉勒（St. Clare）负责眼疾，圣亚加大（St. Agatha）专治乳房疼痛。（这些“职能”通常与圣人的生平有关。比如，圣亚加大的殉道行为就包括割去双乳，但后来她的乳房奇迹般地复原了。）圣人也和不同的职业挂上钩：陶工向圣果尔（St. Gore）寻求保护，画家是向圣路加（St. Luke），马医向圣洛伊（St. Loy），牙医向圣亚波林（St. Apolline）。在法国南部，一条灵缇成了人们膜拜的对象，因为据说它为了保护主人的孩子而被误杀了。于是农民们纷纷把病了的孩子带到它的墓前，祈求它给他们带来奇迹。

圣洛荷与圣母

　　没有哪个神学家会赞同“圣灵缇”的存在。而且，这个时期圣人数量增加得太快，教会不得不设立一些手续来确定哪些圣人被正式承认。然而，民众疯狂立圣的举动多半受到教士们的暗中鼓励，因为教士和民众一样，对先圣遗物也有狂热的激情，而且他们更希望看到大量的朝圣者因为这些圣物而到他们的修道院和教堂里来。对圣物的敬拜之风甚至被写进了教义。教师们发明了“圣徒相通说”（Communion of Saints），即不论是今生还是来世，圣徒都关爱着全体信友。有些神学家和教会领袖则对大众的这些举动——特别是带有强烈的异教徒色彩的活动——表示强烈不满。但他们的反对无济于事。

　　8.2 清洁派

被宗教十字军驱逐的清洁派教徒

　　清洁派（Cathars）又称阿尔比派（Albigensians），由他们的活动重镇阿尔比（Albi）得名。他们反对教会对权力和财富的追求，并吸收了一部分琐罗亚斯德教的教义，发展出一种二元神论。他们认为一共有两个上帝：一个是善的上帝，掌管精神宇宙；一个是恶的上帝，掌管物质世界。他们认为基督是个纯粹的精神体，是善的上帝，他的身躯只是个幻影；而《旧约》里创造物质世界的上帝是恶的上帝。他们的宗教道德强调摒弃一切物质的东西，包括食物、财富、虚荣和性，以此来逃避身体的囚笼，上升到纯精神的空间。在现实中，只有一小部分精英在实践这种极端严苛的理论，这些人被称为“完美者”（perfecti）。普通人仍然按老样子生活，只在口头上放弃物质世界（通常表现为批判教会的财富）。有一部分普罗旺斯的贵族因为物质利益转信了这种教义：一方面，他们有机会过舒适的生活；另一方面，按照这种理论，他们挪用教会的土地反而成了一种义举。
　　清洁派的力量在十三世纪发展壮大，对西方基督教界的统一以及基督教会的统治构成威胁。在法国的某些地方，清洁派的主教、修道院和完美者已经形成一个教会，命令贵族与平民支持他们。为了清除这种异端思想，爆发了阿尔比战争，并建立起严格的审查制度。我们今天看到年鉴派史学家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就是建立在这次战争后宗教裁判官对蒙塔尤村民的审讯记录基础上的学术著作。

　　8.3 韦尔多派

　　　　　　
　　　　　　　彼得·韦尔多

　　除了清洁派之外，这个时期受到反教权主义思想影响产生的教派还有韦尔多派（Waldensian）。韦尔多派的创立者是一位里昂商人彼得·韦尔多（Peter Waldo）。1173年，他放弃所有个人财产，将其捐献给穷人，从此过上使徒般的贫穷生活。他和他的追随者们向教会寻求在城镇里布道的权力，但遭到教会反对。教会担心由未经培训的俗人来讲道会出乱子，驳回了韦尔多的申请。但是他不顾禁令，继续布道，他的追随者也紧跟其后。这些违禁举动，以及韦尔多对教士的特殊身份日益增长的怀疑，最终使得韦尔多派最终被教会宣布为非法。

　　8.4 克吕尼运动

　　克吕尼修会继承了圣本笃的教义与会规，在十世纪站出来反对本笃会日趋严重的世俗化倾向。克吕尼修道院位于勃艮第，由阿奎丹公爵在910年建立，建立之初，公爵希望修院能够免于贵族和当地主教的控制，直接归属于教皇的领导。但在当时，教皇的权力不仅非常弱，离勃艮第也很远。克吕尼修院的前几位院长根据圣本笃对原本笃会教旨的修订，建立起一系列日常宗教活动的复杂程序，包括每日祈祷和圣餐礼等，还规定了一种严格的、纯精神的生活。克吕尼修会由富人资助，能够没有顾及地追求神圣的宗教生活，而且看起来不可能被腐化，因此在当时广受赞誉。其他修道院也模仿克吕尼修道院，到最后，形成了以克吕尼修道院为中心的一个遍及全欧的修会，每一个修道院都是受克吕尼修院院长统治的小修道院。克吕尼修道院通过这种方式将很多修道院联合起来，形成历史上第一个“教团”（Monastic order）。在十一世纪中期，克吕尼修道院不仅权倾一方，还拥有客观的财富。修道院在十二世纪建造了一座教堂，成为当时西方基督教世界最宏伟的建筑。
　　同样是在十二世纪，克吕尼修院的修士们开始表现出自满自足的迹象，开始重蹈本笃会的覆辙。也是在这个时期，很多新教派开始萌芽。

勃艮第的克吕尼修道院遗址

　　8.5 加尔都森派

　　加尔都森派（Carthusian）是十二世纪的许多新教派里最严苛的。这个教派于十一世纪末诞生于法国东部，十二世纪传遍了全欧。加尔都森派教徒坚持与世隔绝的生活，以小组为单位生活在一起。他们只有在敬拜上帝时会集体出现在公共的礼拜堂，其他时候则像隐士一样独立生活在各自的居室里。加尔都森派一直延续到今天，而且，和其他许多修院运动不同的是，加尔都森派的严苛程度在这几百年里几乎没有减轻。不过由于其严苛性，加尔都森派一直都是一个小规模的运动，只有那些经得起英雄般圣行的人才会选择这个教派。一般的基督徒吃不消这样苦行的生活，对加尔都森教派只有仰慕的份。

一群加尔都森派僧侣

　　8.6 西多会

　　西多会（Cistercian）是十二世纪最强大的修院改革势力，既对性灵生活做出严格的规定，又在大众中广为流行。西多会诞生于西多（Cîteaux），由一小群反对本笃会的修士们创建。1075年，曾担任通纳尔的圣米歇尔修道院院长的圣罗贝尔对院内修士们的奢侈生活表示不满，便带着一些人离开了修道院。这座修道院的遗址现在已经被改建为一座高档宾馆，内设豪华套房；边上另有一座二星级饭店，是法国最好的饭店之一。莫莱姆的圣罗贝尔（Robert of Molesme）如果知道现在的情况，肯定会大惊失色，因为他甚至对运动之初的乡村环境有所不满，嫌它不够艰难；在1098年，他带着手下继续行进，来到更荒凉的西多。西多的新修院由此成为全欧的西多会修院发源地。西多会的发展已开始较为缓慢，但之后就越来越快。1115年时，西多会下仅有四所修道院，但到了十二世纪末，这个数字已经达到500.西多会与克吕尼修会不同的是，所有的修院并不处在一个占据最高地位的修道院长的管制之下，而是由所有的修道院长每年在西多召开大会决定重要事宜。

西多会僧侣

　　西多会修院与克吕尼修会的修道院相反，没有精美的室内装饰，只有一间间黑暗简陋的小屋。西多会的修行生活也比较严酷，虽然比不上加尔都森派，但比起克吕尼修会要艰辛得多。修道院没有很好的加热条件，甚至在天寒地冻的北欧冬季，屋内也不怎么生火取暖。修士们的食物只有黑面包、水和少量炖蔬菜。除非绝对必要，他们被禁止说话。和其他新修院运动一样，西多会也不接受儿童。入会的最低年龄是15岁，新会员将经过一年的“见习期”，之后方可宣誓终身入会；这样，新成员就有一年的时间确认自己是否愿意终身投入宗教事业。

一群现代西多会僧侣

　　西多会也接受非教士阶层的弟兄姐妹入会，这些人被称为“会士”（conversi），许多人都是农民出身。有的会士从遥远的地方专程过来耕种新开垦的土地；另一些会士来自当地的农户，他们一直耕种着的土地已被虔诚的捐献者献给了西多会。会士必须宣誓守贞与服从，但可以选择履行一套较宽松的会规。有一些富有的人以这种形式加入西多会，但是大多数会士都是普通的劳动者。他们的入会，使得西多会的影响扩展到了不识字的普通百姓，同时也添补了西多会内部劳动力的缺口。西多会修士偶尔也会来到地里，与会士一起劳作，但他们通常并不劳动。

　　8.7 明谷的圣伯尔纳

　　西多会在十二世纪能够迅猛发展，其功臣是明谷的圣伯尔纳（St. Bernard of Clairvaux, 1090~1153）。伯尔纳在1112年加入位于西多的修道院，当时还是个年轻人。三年后，他就在明谷建起一座修道院，并亲任主教。明谷修道院是西多会最早的分院之一。伯尔纳是当时最受景仰的基督徒。他是一个神秘主义者，具有非凡的演说才能，也是个天才作家，非常多产；他在西多会的迅疾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具有至高无上的道德力量，后来甚至成为欧洲数一数二的仲裁者，参与各种政治纠纷与宗教争论。他劝服法国国王和日耳曼皇帝参与1147年至1148年的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他甚至斗胆顶撞教皇本人。
　　伯尔纳坚定地反对阿贝拉的理性神学，赞成纯洁的信仰与单纯的爱。他并不反对理性的争论和逻辑思维，但他明确表示这些都不是接近上帝最好的方式。伯尔纳强调信徒的个人神秘主义，强调对圣母马利亚的虔信与上帝的爱。这样，伯尔纳依靠他的演说能力，让同时代人的信仰变得更个人化，更强调爱。他在生前就被列圣，关于他的种种神迹流传甚广。许多朝圣者纷纷拥向明谷，希望他的触摸能只好他们的伤病。

　　8.8 贝居因会

　　贝居因（beguine）修会运动在十三世纪兴起于日耳曼诸国和低地国家，是当时最有名的女性修会。贝居因修会一方面和别的修会一样，修女们同住在宗教社区里，但和别的修会不一样的是，她们的入会宣誓不是永久的，可以随时离会。有些修女白天在修院外谋生，晚上才回来。但最重要的是，作为平民的修会，贝居因会较少受到教会的控制。
　　贝居因修会以其虔诚出名，从中产生几位卓越的圣女。瓦尼的玛丽（Maie d'Oigines）在新婚之夜劝服丈夫他们应该贞洁地生活，更要投身到照顾麻风病人的事业中去。马格德堡的麦希蒂尔德（Mechthild of Magdeburg）写了《上帝的流动之光》，在海尔夫塔修道院掀起了一场神秘主义运动。
　　1311年，教皇将贝居因会定位非法，但她们在几世纪后再次兴起。今天在布鲁日和其他北方城市的贝居因修会就是十九世纪的产物，而非中世纪遗存。

　　8.9 格里高利七世

　　格里高利七世本名希尔德布兰特（Hildebrand, 1020~1085），属于当时主张改革教会的激进派。同时代的人将其描述为一个矮小丑陋、挺着啤酒肚的人，但他也是一个极具领导魅力的人。他全心投入建设一个由教皇统治教会、由教会统治全欧的理想社会，不遗余力、大刀阔斧、旗帜鲜明地为教皇利奥九世及其继任者效力，最终自己当上了教皇。
　　格里高利七世上台后，规范了教皇的选举过程，在1059年颁布了一份教令，规定从此以后教皇都由红衣主教团来选举，皇帝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官员们只能在形式上赞同红衣主教的选择。他在教规中禁止教士娶妻，并加强了对整个教会体系的控制。教皇的权力不断增长，最终导致了他与皇帝亨利四世就主教授职权的斗争。
　　下面的故事对所有熟悉中世纪史的人来说都应该很熟悉，亨利四世任命的一批日耳曼主教被教皇驳回，皇帝发出强烈抗议。争执。然后教皇开除了皇帝的教籍，并剥夺了他的统治权，帝国内的贵族们借机起事，亨利四世不得不到卡诺萨祈求教皇的原谅。格里高利收回了放逐令，亨利四世发誓改过自新，回到日耳曼重建威信。
　　亨利后来再次侵犯教皇的权力，任命了一个新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再次驱逐亨利出教，但自己惨遭流放，死于撒勒诺。在死前，他不无苦楚地说：“我热爱公正，憎恶不公，因此我才会死于流放。”他的职位很快由乌尔班二世继承下来，后者是格里高利手下最忠实、最有能力的红衣主教之一，后来也正是他发动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8.10 多明我会

　　圣道明（St. Dominic, 1170~1221）是一个饱学的西班牙人，他构思出一套修会制度，只招收男性，将他们训练成神学家和布道士，以便能够通过论辩与演说来战胜异端邪说，并以他们自己安贫守身为榜样来从异端那里赢回民众。在教皇英诺森三世的鼓励下，圣道明前往法国南部打击清洁派，他的雄辩才能与朴素生活为他赢来了很响的名声，几个改教的信徒和一小群志愿者加入他的行列。这一小群人最后发展为一个新的修会，称为“宣道士弟兄修会”（Order of Friars Preachers），正式成立于1216年，在圣道明去世的1221年完全定型。

圣道明

　　多明我会在十三世纪以惊人的速度扩张着，其成员将传教活动带到欧洲各地，甚至欧洲以外的地方。多明我会修士们最重要的身份是宣道者，他们的一个特别的任务就是向异教徒讲道。然而，他们和异教徒的接触最后却使得他们还时常扮演着检察官的角色，一遇到无法说服的异教徒，他们就将他清除出去。多明我会喜欢自己的诨名“上帝之猎犬”（Domini canes），修士们以此为荣。从这个诨名也可以看出，他们将自己看作天主教信仰的看护者。对欧洲的异教徒和犹太人来说，这个名称通常含有不祥的意味。
　　另，由于传道的需要，多明我会对修士的学识也有着严格要求，这使得多明我会产生出几名当时最有名的学者。多明我会修士主宰了欧洲的几所新兴大学，他们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拥护者。最著名的学者包括大阿尔伯特和托马斯·阿奎那。由于不能要求身为教师的学者也去乞食或做一些不体面的工作，多明我会的集体清贫原则到后来就渐渐放松了，直到十五世纪被完全放弃。

　　8.11 圣芳济会

圣芳济各

　　圣芳济各是圣道明的同时代人，可能是中世纪最受景仰的人之一。他出生于亚平宁半岛阿西希（Assisi）的一个商人家庭，年轻时乐善好施，精力充沛，颇受欢迎。
　　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圣芳济各经历了一次深刻的信仰变化。在一次宴会上，他邀请了几个朋友赴宴，他们举着火炬走在街上，欢快地唱着歌，朋友们给他戴上花环，当他是狂欢节之王。不久他就消失了，被人们发现时已经陷入狂迷状态。之后，他就独身一人研诵祷辞，扶贫济弱。他前往罗马朝圣，路上和一个乞丐换了衣服，之后便一路行乞。在回家的路上，他遇到一个穷苦的麻风病人，就把身上所有的钱给了他，还吻了他的手。之后，他就投身于帮助麻风病人和医院的事业。
　　圣芳济各开始衣衫褴褛地行走于阿西希，接济穷人，这让他做服装生意的父亲大吃一惊。他先前的朋友们向他扔烂泥，父亲也和他断绝关系。圣芳济各唱着一支法语歌，离开了家，此后三年一直在阿西希附近过着赤贫的生活。他救济麻风病人和被社会抛弃的人，还做出许多不合常理的事，让家人颇为尴尬。接着，他也开始向穷人讲道了。
　　圣芳济各于1210年来到罗马，他的工作得到教皇英诺森三世的赞同。教皇从圣芳济会的安贫与朴实里看到了一种能与韦尔多派、清洁派等异端对抗的特质，并深受感动。教材的编者说，“如果圣芳济各生活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他很有可能被关进疯人院；这真是一种羞耻。而中世纪的欧洲却视之为宝，封之为圣。”到1226年圣芳济各逝世时，芳济会传教团已活跃于法国、英国、日耳曼诸国、匈牙利、伊比利亚、北非、土耳其和圣地，托钵僧数以万计。

一个圣芳济会修士

　　圣芳济会的宗教理想从根本上说，就是模仿基督本人的圣行；分解为几个基本要素，其中之一就是清贫，另一个是谦卑。另外，圣芳济会能够安然地接受现实世界，把它当作上帝神圣的作品。早先的新柏拉图主义者和清洁派都拒绝物质世界，认为那是恶，但圣芳济会——时人称他们为“上帝亲选的吟游诗人”——却在大自然中看到了美和神圣。书中特意节选了圣芳济各的《太阳弟兄之歌》，中文译文采自朱绩崧翻译：

伟哉吾主，化生万方。
太阳如兄，惠赐日光。
洵为美也，灿烂辉煌。
尝云吾主，至高无上。

伟哉吾主，育我月姊，创诸星辰，
散置苍穹，明洁珍秀。
伟哉吾主，育我风弟，
浩气卿云，太平天地，
以是滋养，万物生息。

　　圣芳济各本人不是行政官员。在修会日渐庞大之时，他从实际事务中脱离了出来。1220年会规正式发布，圣芳济各便辞去了修会领导的职务，说道：“上主啊，我将让我领导的这个家族还给你。我主基督啊，现在我已经没有力量与能力继续照管他们了。”1226年圣芳济各去世，全世界都悲鸣不已。但在那时，修会内部已经出现分歧。大多数圣芳济会修士都希望用一些实际利益来弥补圣芳济各定下的严格的会规，以便在一个更有保障的经济基础上发展修会。一小部分修士仍然坚持必须按圣芳济各生前的生活来要求自己，抵制所有的修正。这一小撮人后来被称为“灵修芳济会士”。

　　5.1 加洛林帝国与欧罗巴

　　加洛林帝国（Carolingian Empire）的获得或许与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有深切关系，但加洛林王朝的得名可就和他没什么关系了。这个王朝的冠名来自于大帝的祖父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他在普瓦提埃一役取得的胜利使得西欧免于被并入阿拉伯帝国的版图。
　　查理曼的王朝将高卢-罗马文化与基督教文化、蛮族文化第一次真正地融合在了一起，他本人也是一个颇为奇特的人物：他穿法兰克人的裤子，却给自己冠上罗马皇帝的头衔；他懂得拉丁语和希腊语，却不会书写；他的祈祷虔诚而热情，却随意休弃妻子，还允许他的女儿们公开与情人厮混。有人说，正是在查理曼的统治下，“欧洲”文化真正地开始形成，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在查理曼的年代，“欧洲”和“基督教世界”是两个恒定的话题。学者们开始用“欧罗巴”这个名称，称查理曼的帝国为“欧洲帝国”（Regnum Europae）。八世纪是“欧洲”概念刚刚开始形成的时期，接下来又过了一段时间，到中世纪早期，欧洲作为一个独立的地理概念，被人们正式地提了出来。
　　前面提到过的塞维尔主教伊西多尔，在《辞源》中除了记述许多奇闻轶事之外，也留下了这样一则贻害不浅的传说：诺亚的三个儿子瓜分世界，雅弗得到欧洲（基督徒的土地），闪得到亚洲（闪米特人的土地），含得到非洲（仆从的土地）。这个传说将宗教和地理揉合的说法一度流行了很长时间，甚至到了近代还成为奴隶贸易的口实，因为在《圣经》里，诺亚曾亲自诅咒说，迦南“必给他弟兄作奴仆的奴仆”（创9:25）——迦南是含的儿子。

　　5.2 从查理·马特到查理曼

查理·马特

　　查理·马特被称为“铁锤查理”（The Hammer），是一个精明强干且铁面无情的领袖。除了普瓦提埃战役之外，他在许多别的战争中也战胜了穆斯林和基督教军队，把扩张得来的领土奖赏给有功的部下。他也大肆搜刮教会的财产，引起后者的大声抱怨，但是对于一位有权有势的宫相，教会根本毫无办法。
　　加洛林家族也像墨洛温家族一样，在男性子嗣中瓜分财产和国土。但十分凑巧的是，几代人下来，加洛林统治者始终只有一位继承人能够存活。因此，加洛林王朝能够统一，或许应该归功于他们的运气比较好，没有重蹈墨洛温家族的覆辙。查理·马特去世后，国土和统治权分给了两个儿子——卡罗曼和矮子丕平，卡罗曼只统治了六年，就自愿（至少看起来是这样）归隐卡西诺山修道院，把自己的土地交给兄弟丕平。

　　　　
　　　　矮子丕平

　　矮子丕平是查理曼的父亲，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派人到罗马，给教皇捎去一封很不正式的口信，询问一个没有权力的领袖是否还能被称作“国王”。教皇扎加利一世（Zacharius I）回答说，丕平应该成为法兰克人的国王，并且应该由一位教会代表施涂油礼再登基。于是751年，丕平在苏瓦松举行涂油礼，墨洛温王朝的末代子孙被送进修道院，加洛林王朝诞生了。
　　为了表示感谢，丕平击败了亚平宁半岛的伦巴第人，把战争得来的部分土地送给了教皇，成为今日教皇国的基础。罗马教廷在八世纪五十年代伪造了一份文件，称这块土地是君士坦丁大帝赐予罗马主教的，并令其统治罗马、亚平宁半岛，乃至整个西方，这份文件在15世纪被人文学者瓦拉证明系伪造。

查理曼大帝骑马像

　　关于查理曼的事迹，还是推荐阅读艾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八卦和生动程度与这本《欧洲中世纪史》不相上下。

　　5.3 亚琛的“新罗马”

　　794年，查理曼在亚琛永久建都，这座城市被称为“新罗马”。按照法兰克人的传统，国家是没有固定都城的，国王和朝臣每年一起出游，走到哪里吃到哪里，经常是吃完了某个地产上的剩余食物就去吃下一家的。查理曼为了自己的权威，改变了这种做法。他把亚琛称为“新罗马”，但心里想要模仿的确是君士坦丁堡。查理曼在亚琛模仿拜占庭风格建造了一座极为抢眼的宫殿和教堂的混合建筑，以法兰克人的标准来说堪称气宇非凡。可惜按照本书编者的说法，亚琛教堂也仅仅“几乎可以说是一个穷人版的索菲亚大教堂”而已。

亚琛大教堂内部

　　查理曼帝国虽然疆域辽阔，但经济一直比较落后。城市的面积都很小，分散在帝国各处，而且几乎没有工业和贸易。道路的状态很不好，因此水运显得特别重要，莱茵河流域更是帝国内经济发达的地域。查理曼努力推动经济发展，他坚持制造质量上乘的银币，虽然国内大多数交易仍以物物交换的形式完成；他和盎格鲁-萨克逊国王达成协议，保证商人的安全；他鼓励修路造桥、建造灯塔，甚至还想过挖一条运河把莱茵河和多瑙河连接起来。
　　查理曼非常欢迎犹太人到法兰克王国居住，他的儿子虔诚者路易也颁布法令保护犹太社区，并特别给予犹太人以各种贸易和商业法律上的优惠。

　　5.4 学术复兴

查理曼

　　查理曼将欧洲各地的学者汇集到亚琛，以提升帝国的文化水平，教育他那些未开化的臣民。他从法兰克东部召来了他的传记作者艾因哈德，从卡西诺山召来诗人、历史学家保罗（Paul the Deacon），从伊比利亚召来了诗人狄奥多夫（Theodulf），从英格兰约克郡召来了学者阿尔昆（Alcuin）。
　　他们从最基础的步骤起，给尽可能多的儿童提供教育，而且没有男女偏见。阿尔昆引进了波伊提乌的“七艺”理论，将课程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来学会交际（“三学”），一部分用来研究客观世界（“四艺”）。查理曼让国内的教堂和修道院来掌管学校，尽可能地让儿童学会阅读——在当时的定义，“能够阅读”指的是能够读懂拉丁文。学校的教学使用的都是拉丁语，但孩子们日常使用的仍是他们的地方语言，这些方言后来演化为法语、德语、意大利语等语言。
　　阿尔昆等学者除了普及教育之外，也致力于保留和整理古典基督教文献，他们抄写了许多过去的重要著作，编订修正了许多传世手稿的谬误。我们今天能读到的罗马诗歌、散文、史诗和其他作品，有90%是通过加洛林时代的整理和抄写才保存下来的。

　　5.5 加洛林手写体

　　说到抄写文献，不能不提的是加洛林手写体（Caroline Script，或Carolingian Script），这是加洛林王朝的学者发明的一种新的、更清晰的书写体。这种字母，一部分取自早期的爱尔兰经卷，另一部分出自法兰克人自己的修道院，特别是女修道院。加洛林人对书写体的改进使得阅读更为便利，比如他们使用了更多的标点，单词之间加了空格，相邻的字母之间也完全断开，并不用连笔，最后还同时使用大小写字母。这项改进的结果就是，所有的书籍和文件都更易阅读，更多的学生可以更容易地学会书写。由于加洛林朝的修士修女们以空前的规模抄写经卷，这种新的书写体也很快地传播开来。

　　上面的三行是一幅典型的墨洛温手稿，其字体歪扭而不易辨认。前三个单词是“sed est temporalis”，你如果能认得出来，就可以考虑从事中世纪研究了。底下四行是典型的由谢勒修道院和其他地方引入的清晰字体，开头几个单词是“Ut autem sciatis quia filius hominis”。除了字母s以外，这份加洛林手稿和现代字体已经非常接近。

这是一副典型的墨洛温手抄本

　　另，这个是偶满怀着爱心送上的加洛林手写体教程~~~~~（被PIA飞）

　　6.1 虔诚者路易与《凡尔登条约》

 　　　　
　　　　虔诚者路易

　　虔诚者路易并不是查理曼大帝唯一的儿子，但确是唯一一个活到查理大帝去世的合法继承人，于是加洛林帝国没有在查理大帝身后立即分裂——但这个日子也并没有因此延后多少。
　　路易似乎意识到了不能沿袭墨洛温王朝的做法，他在即位早期就准备将帝位传给长子，再给另外两个儿子每人一块小一点的土地。两个小儿子对个哥哥取得更多的遗产颇为不满，而后来第四个儿子又很不合时宜地出生了。于是事情变得很复杂，兄弟们彼此暗算、勾心斗角，到最后终于联合起来对抗父亲，路易被迫退位。
　　路易的国家最终在843年一分为三（一个儿子死了，因此只剩下三个继承人），根据《凡尔登条约》，长子洛泰尔继承“皇帝”的称号，获得帝国中部的一片狭长地带（“洛林”的名字就是根据他来的），日耳曼人路易继承了东部地区，秃头查理继承了西部帝国，后两者的国家便是今日德国和法国的雏形。

《凡尔登条约》之后的加洛林帝国

　　6.2 穆斯林和马扎尔人

　　伍麦耶王朝（俺还是觉得倭马亚听上去比较舒服啊，可是书上就是按伍麦耶翻的Orz）的阿拉伯人在八世纪从西哥特人手里夺走了伊比利亚的大半部分，到了九世纪，又有新的穆斯林劫掠者来到欧洲。马扎尔人也在九世纪晚期开始骚扰欧洲边境，维京人则从北方开始入侵。
　　九世纪侵略西欧的穆斯林主要是一些海盗，他们从北非、伊比利亚和西西里出发，抢劫船只，洗劫沿海城市，沿着河道开进内地继续掠夺。他们在西法兰克的南海岸即今天的里维埃拉（Riviera）驻扎下来，接着开始在农村地区烧杀抢掠，甚至绑架抢劫过阿尔卑斯山的朝圣者。846年，穆斯林海盗甚至抢劫了罗马，破坏了教堂，抢走了许多珍宝。就是在这个时候，西欧人给这些穆斯林海盗冠上了萨拉逊人（Saracens）之名，这个称呼的意思是“异教的游牧民族”，或“无信仰者”。
　　马扎尔人来自亚洲，他们在十世纪上半叶骚扰东法兰克、亚平宁半岛北部以及西法兰克的东部和中部地区。他们在喀尔巴阡山脉下定居后，派出劫掠小队到处抢劫一些不设防的小地方，而避开防御得当的城镇，击败任何试图抵抗他们的军队。955年，奥托一世在列希菲德战役中彻底打败一支强大的马扎尔军队，终于终止了他们的侵略。此后半个世纪之内，马扎尔人建立起自己的王国，皈依基督教，匈牙利人（这个名称来自马扎尔人的一支）后来也成了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

马扎尔人

　　6.3 维京人 

　　当然，在这个时期的欧洲，维京人才是所有侵略者中最令人心寒的。他们在斯堪的那维亚的国家由一个个小国组成，居住着拥有土地的贵族、自由农和奴隶。十世纪的维京人有一句谚语：“亲亡畜死，苦短吾生；一物不灭：亡者之名。”
　　维京人的名声和独特个性的许多方面，从他们的昵称里可以看得出来，比如说“蓝牙”哈罗德——没错，就是那个Bluetooth。事实上，“蓝牙”技术的开发小组就来自丹麦，用历史上的丹麦国王命名也在情理之中。
　　导致维京人向外扩张的因素被认为有以下几点：首先，人口增长对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压力；第二，北欧的专制王权正在缓慢发展，致使一些反对者不得不到国外去谋求发展。维京人的海船非常适合航海，也能在河道中航行，这些船一直以来都是旅行、捕鱼、战争、贸易甚至丧葬的工具（北欧人有船葬的风俗）。
　　维京人最喜欢抢劫的地方是修道院，因为这种地方一般不设防且囤积有大量金银财宝。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们的抢劫倒是造就了不少殉道士。他们甚至把从某地抢来的福音书重新卖给当地人，一本在英格兰发现的福音书上就这样写着：“我——郡长阿尔弗雷德和妻子韦尔布赫以我们纯净的货币——也就是纯金——从异教军队那里买下这些书。我们这么做，是因为我们爱上帝，我们想以此润泽灵魂，更因为我们不想让这些神圣的书籍再落入异教徒之手。”

　　6.4 女教皇若安

　　关于女教皇若安的传说由来已久，不过她并不如一般人所想是九世纪的产物。在故事中，她女扮男装，当上修士，最后被选为教皇。今天的人对于若安的传说或许会有一些浪漫主义的幻想，但在十三世纪的传说里，她确实一个令人生厌的角色。她意志薄弱，无法恪守独身生活，甚至在罗马大街上、教皇的游行过程中生产。在她身上集中了女性的道德和生理缺陷（以中世纪的标准论之），以致这个故事可怕得超乎想象——后来的教皇都执意避开那唯一一次“教皇生子”之处，教皇的座椅也换了新的，椅面上挖一个洞，以便检查信任教皇是否是真正的男性。
　　女教皇若安的故事在十四世纪已经广为人知，后来的反天主教宣传中还拿她做攻击对象。但是事实是，若安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编造出来的故事，一个吓坏了中世纪人、满足了新教徒、逗乐了当代读者的虚构人物，仅此而已。

电影《女教皇若安》海报

　　6.5 艾佛烈大帝　　 

　　艾佛烈大帝是威塞克斯的国王，在位期间击败了占领英国的丹麦军队，攻克了伦敦。在英国的历史上，艾佛烈大帝具有近乎查理曼在法国史上的地位。关于他的一个著名传说，是扮成吟游歌手潜入丹麦人营地打探消息的故事，艾佛烈的其他故事也因阿塞尔的《艾佛烈大帝生平》为人们所知。
　　艾佛烈本人是一个智勇双全的将领，也是一个非常有想象力和前瞻力的领袖。据他自己说，他是那种会在树林里收集木料并考察其建筑性能的人。他颁布了一部涵盖面非常广的法律，系统化了军队的招募过程，组建了一支海军，并在全国境内建立防御堡垒。这些要塞后来成为商业中心和战略重地，因为城墙的存在保障了工匠和商人的安全。
　　艾佛烈自己也是一个学者，非常支持学术事业。在他的时代，英国几乎无人会说拉丁语，艾佛烈于是决定将拉丁文著作翻译成盎格鲁-萨克逊语，并在宗教和世俗界大规模提高识字率。甚至有人认为，艾佛烈可能主持编写了《盎格鲁-萨克逊编年史》，这部书的纪事追溯到了公元450年，又由后人续编至1154年。
　　艾佛烈的女儿埃塞尔弗列德嫁给了麦西亚王，他的儿子爱德华在他死后继承了威塞克斯王位，兄妹俩在艾佛烈身后几年里合作无间，包围国土免受维京人的侵害，并成功地将盎格鲁-萨克逊各地区统一为一个王国。威塞克斯王成了全英格兰的国王，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作为一个国家，第一次在历史上诞生了。

　　6.6 从丹麦王朝到征服者威廉

　　征服者威廉是诺曼底公爵罗贝尔的私生子，他能登上英国的王位，多少由于英格兰王室与诺曼底家族的血缘关系。十一世纪初，统治英国的是丹麦王卡努特，除了英国之外，他还征服了挪威，加上丹麦本身的领土，构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北海帝国”。他娶了英王埃塞雷德（Ethelred）的遗孀爱玛为妻，后者是诺曼底公爵的女儿，远嫁英国是为了缔结诺曼-英格兰同盟，共同抵御丹麦侵略者。卡努特在与爱玛结婚后，皈依了基督教，看起来似乎稳坐英国王位。但事实上，卡努特已经和北安普顿的艾尔夫吉福（Aelfgifu of Northampton）结了婚，并生有两个儿子。爱玛受封为卡努特的王后，但她的丈夫一直没有和艾尔夫吉福断绝关系。在卡努特死后，他的两个妻子的儿子们为继承问题争执不休。

　　　　
　　　　丹麦王卡努特

　　爱玛本人的婚姻史也很复杂，她和埃塞雷德有两个儿子，后来又跟卡努特生了一个儿子，这三个儿子都声称有权即位为王。卡努特死后，艾尔夫吉福和爱玛各自为他所生的儿子先后占据了王位，后来王位落到爱玛和埃塞雷德之子忏悔者爱德华手中。爱德华自幼在诺曼宫廷长大，不喜欢自己的母亲，即位之后将她放逐。可正是由着爱玛这层关系，他才有可能登上王位。后来，征服者威廉要求英国王位，也正是透过爱玛与英国王室的联姻所实现的。

忏悔者爱德华

　　6.7 卡佩王朝的建立

　　　　 
　　　　休·卡佩

　　卡佩王朝得名于家族创始人休·卡佩（Hugh Capet），是继墨洛温、加洛林之后统治法国的第三个家族，并产生了十二、十三世纪法国史上最有名的几个国王。卡佩家族最初的领地很小，仅仅是巴黎周围的法兰西岛，他们在名义上是全法兰克人的国王，但实际上只是法国诸多封建主中的一个。
　　贵族们扩大自己领地的方式无外乎两个，一是战争，二是联姻。这一举措使《凡尔登条约》之后呈现的政治割据趋势有所缓和，但从这些伟大的公爵和伯爵中，并没有诞生一位伟大的国王。到十一世纪，阿奎丹、诺曼底、勃艮第、佛兰德斯、安茹、香槟等地的公爵和伯爵，掌有的势力已经和国王不相上下。他们在自己的领地上享有土地、贡赋、税收和司法的权力，对之进行有效的管辖。

　　6.8 城堡的建立与姓氏的出现

　　十世纪的时候，西欧人开始修筑城堡。这一改革的重要性超过了当时的任何其他新事物，并成为封建制的基本组成部分。最初的城堡只是一些小型的方塔，通常还是木制，建在小山顶上，或人工堆起的土坡上，周围还围着木栅栏。不过，如果防卫得当，这些小城堡可以成为非常有效的防御工事，能够控制整块土地。许多城堡为贵族所建，另一些由野心勃勃的低等骑士所占有。城堡的拥有者被称为“城主”（castellans），有自己的骑士随从，控制着周围的土地，最后都会成为贵族。
　　城堡的出现改变了贵族阶层的特点。无论拥有多久的历史，贵族家族都拥有一个权力中心所在地，他们于是开始以自己的城堡所在地称呼自己，因为这也是他们的“家族所在地”。很多先前只称呼名字的贵族——如“杰弗里”或“罗杰”，现在成了“杰弗里·德·曼德维尔”和“罗杰·德·波蒙特”，意思是，他们是曼德维尔和波蒙特的世袭贵族。
　　城堡促进了世袭制的发展，两者合在一起，则促成了“长子继承制”（primogeniture）的出现。同时，由于封底、城堡和领主身份是由父亲传给长子的，“家庭”的意义也发生了变化。男性世系（male lineage）成为贵族家庭越来越重视的谱系，它的地位比血亲关系（kinship）来得更加重要。

　　6.9 奥托大帝

　　　　 
　　　　奥托大帝

　　奥托一世是捕鸟者亨利之子，萨克森王朝的国王。他击退了东方的马扎尔人，收复了沦落到各公爵手上的土地和权力，并吞并了中法兰克王国的土地。951年，奥托大地率军进入亚平宁半岛，自封为“意大利国王”。后来他又击败了伦巴第人，教皇于是为他加冕为“罗马皇帝”，由此标志着神圣罗马帝国的建立。
　　不过，“神圣罗马帝国”这个名称一直到十二世纪才出现，这个时候，奥托统治的仍然只是一个“罗马帝国”，境内有萨克森、洛林、法兰克尼亚、士瓦本和巴伐利亚五个相对独立的公国。
　　奥托大帝的儿子奥托二世娶了拜占庭公主西奥法诺（Theophano），并得到拜占庭帝国在亚平宁半岛的土地作为嫁妆。西奥法诺作为丈夫的顾问，以及儿子奥托三世幼年的摄政，除了政治上的影响之外，对于在西欧传播拜占庭文化也有着重要贡献。

　　6.9 分裂的意大利 

　　中世纪意大利北部的城市相当繁荣，经济上比法兰克王国富裕得多。另一方面，伦巴第国王对半岛北方（尤其是波河流域）的控制相当严密。但是在东北方的威尼斯，伦巴第人的影响就小得多了。而对罗马，他们根本一点儿影响力也没有。南方有许多独立的小公国、沿海城镇、穆斯林军团，还有一小块查士丁尼占领时期留下来的拜占庭领土。
　　十世纪中叶，奥托大帝开进伦巴第，结束了贵族之间的王朝战争，摧毁了许多穆斯林海盗根据地，把亚平宁半岛的北部划入自己的领土。热那亚和比萨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到十世纪晚期已经生机勃勃。商人们开始逮捕并驱逐不安分的穆斯林，把他们赶出撒丁岛和科西嘉岛，甚至还去掠夺伊比利亚和北非的穆斯林港口。
　　威尼斯长久以来就是拜占庭的附属地，大约在九世纪的时候获得独立。威尼斯人小心翼翼地同君士坦丁堡和伊斯兰统治下的北非搞好关系，最终发展成西方基督教世界最强盛的商业中心。他们靠出口盐和玻璃致富，通过商业利益把西方基督教世界、伊斯兰文明和拜占庭联系在一起。在农业文化还占主导地位的欧洲，威尼斯人却完全不种植谷物，全靠购买别处生产的粮食维生。

说明：
文章摘自《西方的没落》第二卷“世界历史的透视”，第十二章 国家（C）政治的哲学

　　火药和印刷术是一起的——都是在哥特时代的鼎盛时期发明的，都产生自日耳曼人的技术思想——它们是浮士德式的远距离战术的两个伟大手段。晚期之初的宗教改革目睹了最早的传单和最早的野战炮，文明之初的法国大革命则目睹了1788年秋的最早的小册子风暴和瓦尔米战役的最早的密集炮战。但是，与此同时，大量生产和广泛传播的印刷文字，在知道如何利用印刷文字的人手里变成了一种可怕的武器。在法国，直到1788年，文字作品仍是一个表达私人信仰的问题，但英国则已超过那个阶段，开始蓄意图谋对读者施加影响。那次从伦敦发起的、在法国土地上进行的攻击拿破仑的论文、传单、伪造回忆录之战，就是最早的伟大例证。启蒙时代的散页传单变成了“印刷品”——这个术语指的是一种极具深意的匿名写作。现在，印刷品战役变成了战争延续——或战争准备——的另一种手段，并且，在19世纪的年代里，前哨站、佯攻、突袭、猛攻等战略已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一次战争可能在放第一枪之前就已经失败了——因为印刷品已经当时就取得了胜利。
　　今天，我们在这种才智性的炮火的攻击之下生活得很胆怯，以致几乎没有人能真正做到超然物外，而对于清晰地观看一出怪异的戏剧而言，这种超脱又是必须的。在纯粹民主政治的伪装下，权力意志的运作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至于作为客体的人民自以为是获得了自由，而实际上却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最彻底的奴役。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人士颇为自负于废除了最后一道束缚，即新闻检查制度，可是新闻出版的独裁者——诺斯克利夫？——却把他的读者当作奴隶一样供他的社论、电讯和图片新闻驱策。民主政治凭借它的新闻报纸已经完全把书本从人民的精神生活中驱逐出去了。书本的世界及其迫使人要用心去加以选择和批评的形形色色的观点，现在只为少数人所真正占有。人民读同一种报纸，读“他们的”报纸，这种报纸每天成千上万地塞进住户的前门，从早到晚蛊惑着人们的理智，凭借其更为动人的版式设计把书本赶进了湮没无闻的角落，假如竟然有某种书籍面世了，就用“评论”的办法来阻击和消除它可能的影响。
　　真理是什么呢？对于大众来说，不断地读到的和听到的就是真理。一滴孤独的小水珠滴落在某个地方，于是就在那里收集证据，以判定什么是“真理”——但是它所能获得的，只是它自身的真理。另一种真理，即当下时刻公众的真理，只关心事实世界的效果和成就，其在今天不过是新闻出版的产物。新闻出版所欲望的，即是真的。它的控制者召唤着、改变着、交换着真理。新闻出版工作三周，其真理就会为每个人所承认。它的根据是驳不倒的，只要有钱在那里支撑着。古典的修辞术也是为了效果而非为了内容——就像莎士比亚在安东尼的葬礼演说一幕中所雄辩地证明了的——但这种修辞术只限于具体的听众和当下的时刻。我们的新闻出版的动力需要的是永久的有效。它必须把人的心灵持续地置于它的影响之下。一当处于优势的财团势力转向了相反的论点，并使这些论点日益频繁地让人们耳濡目染，那先前所宣传的那些论点就会立即被推翻。在那个时候，舆论的指针就会摆向较强的一极。人人立刻就相信了那新的真理，认为自己是从误信中清醒过来了。
　　与政治性的新闻出版联系在一起的，是普及学校教育的需要，在古典世界，这一需要是完全没有的。在这一需要中，存在一种完全是无意识的因素，就是想把作为政党政治的目标的群众赶进报纸的势力范围。早期民主政治的理想主义者把民众教育毫无保留地看成是纯粹的单纯的启蒙工作，甚至在今天，人们到处还能发现一帮沉醉于出版自由的弱智——殊不知恰恰是这种情形，为即将到来的世界报业巨头们铺平了道路。已经学会阅读的人们，屈从于这些巨头的淫威，晚期民主政治的虚幻的自决权，经由印刷文字所服从的权威而在人民的彻底决断中出现了。
　　在今天的斗争中，战术就在于剥夺对手的这种武器。在新闻出版的势力还算纯真质朴的幼年时期，报纸常常要承受着传统的拥护者用以自卫的官方检查之苦，于是资产阶级发出呼声，说精神自由处于危险之中。而现在，群众平静地走着自己的路；它已确定地为自己赢得了这种自由。但是，在看不见的背景深处，新的势力正在通过收买出版界彼此争斗。不等读者觉察到，报纸，连同读者本人，都已变换了主人。在此，金钱再次取得了胜利，迫使自由精神为它服务。一个驯兽师控制他的动物也不过如此。作为读者群众的人民一旦解除了控制，就会冲过街道，向指定的目标冲击，就会威胁恐吓，砸碎窗户；可是，只要新闻编辑部门的一个暗示，它就会安静下来，回到家中。在今天，新闻出版是一支军队，拥有精心组织的武装和兵种，新闻记者就是它的军官，读者就是它的士兵。但是，跟任何队伍一样，在这里，士兵也要盲目地遵从，而且战争目的和作战计划的改变是不让士兵知道的。读者既不知道、也不容许知道他是为了什么目的而被利用的，甚至也不知道他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实在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更像是对思想自由的骇人听闻的讽刺。以前人们是不敢自由地思考。现在他敢，但却不能；他的思考的意志只是一种按照指令去思考的意愿，而他还觉得这就是他的自由权利。
　　这种过时的自由还有另一方面——即允许每个人去随意地说话，但是新闻出版却有注意或不注意他所说的话的自由。单凭不向世界广为传播，新闻出版就能宣判任何“真理”的死刑——这是一种可怕的、消声的检查制度，由于作为报纸读者的群众根本觉察不到它的存在，所以它就越发有力。在这里，如同恺撒主义在临产的阵痛中所表现出来的一样，出现了一种被埋没的青春时期的特征。事变之弧将自行关闭。恰如早期哥特的表现意志在钢筋混凝土的建筑中再度迸发出来，但迸发得很冷静、很有节制、很文明一样，哥特教会追求控制心灵的钢铁般的意志也会再度出现——以“民主政治的自由”的面目。“书本”的时代受到传道的时代和报纸的时代的两面夹击。书本是一种个人表达，传道和报纸则要服从于一种非个人的目的。经院主义的年代为一种智性规训的世界历史提供了唯一的例证，这种规训被普遍运用，它不允许出现任何写作、言论和思想与所意愿的统一性相抵触。这是精神上的动力学。古典人、印度人或中国人一定会对这种景象深感惊惧。但是，同样的事还是不断发生，并且是欧美自由主义——即罗伯斯庇尔所说的“自由对暴政的专政”——的一种必然结果。巨大的消声代替了火刑柱和烈柴。政党领袖的独裁使各民族——集体地放弃对敌方的效忠，而由他们自己去对其进行心理训练。人们从这种心理训练中所学的，全都是被认为他们应当知道的东西——因为有一种高级意志已经为他们把他们的世界图景综合起来了。现在，已没有必要像对待巴洛克时代的王公那样把兵役的义务强加于那主体了——有人可以用论文、电讯和图片（诺斯克利夫！）来驱策读者们的心灵，直到他们吵嚷着要求武器，并迫使他们的领袖加入纷争之中，而这种“迫使”，正是领袖们所愿望的。
　　这便是民主政治的结局。如果说在真理的世界中，是证据决定一切，那么在事实的世界中，则是胜利决定一切。胜利意味着一方战胜了其他各方。政治领域中的生命已经取得彻底胜利，世界改良家的梦想，已经被证明不过是有支配天性的人的一种工具。在晚期民众政治中，种族突然涌现出来了，或是使理想变成它的奴隶，或是轻蔑地把它们抛入深渊。在埃及的底比斯，在罗马，在中国，都是如此——但是，在其他文明中，权力意志没有像在我们的文明中表现为如此无情的形式。群众的思想，以致群众的行为，被置于钢铁般的压力之下——因此之故，且只是因此之故，人们才被容许成为读者和投票人——亦即处于双重的奴役状态——而各政党则成为少数人的驯服的仆从，即将到来的凯撒主义的阴影已经笼罩在人们的身上。如同英国的王权在19世纪变成了一个庄严而空洞的装饰品一样，议会在20世纪也将变成这样。且越是拘泥于细节，就越是没有实际意义——正是因此，谨慎的奥古斯都从不放过任何机会去强调古老的、受人尊敬的罗马自由的习俗。但是，权力甚至今天还在转移，相应地，对我们来说，选举也正在堕落成为昔日罗马那样的滑稽戏。金钱为握有金钱的人的利益组织选举程序，选举事务变成了一种预先协调好的博弈游戏，然后当作民众的自决权来演出。如果说选举原本是合法形式的革命，那它现在已经把那些形式耗尽了，因而当金钱政治变得不可忍受时，代之而起的是：人类再用原始的血腥残暴的方法来“选择”它的命运。

　　首先来缅怀一下罗兰夫人，这个女子在法国大革命的断头台上感慨万千地留下这句千古名言：“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
　　罗兰夫人一定不是第一个质疑“自由”这个概念的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早在罗马帝国时代，奥古斯丁就仔仔细细地谈过自由的问题，后来的神学家们也不断地将其重复。堕落前的亚当是绝对自由的，因为不曾犯下原罪的他仍然享有不犯罪的自由。但是亚当出于自由意志吞吃了智慧树的果实，犯下了原罪，他便因此变得不自由了——从纯然的“善”堕落之后，仅仅拥有可怜的、向“善”的自由。自由意志究竟是不是一件好礼物，堕落后的人类如何使用自己有限的自由，这是基督教神学始终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如果没有自由意志，人类或许就不会堕落，但也因此落到和动物一样的层次。另一方面，拥有了自由意志的亚当是否有可能不犯罪？他当然可以遵守上帝的诫命，不吃树上的果子，但这是否意味着亚当因此没有了违背上帝训诫的自由——尽管这种选择意味着恶与堕落？作为宇宙中全知全能的存在，上帝当然预先就知道了亚当的堕落。他为什么不加阻止，不派天使看守那棵树，而只对亚当说，这树上的果子你不得吃，因为你吃了必死？无罪的亚当是否自由？他的自由是否仅仅是一种选择的权利，而在行动上备受擎制？如果这样，自由是否只是一个虚幻的概念，没有实际存在的必要？
　　法国大革命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在这三大启蒙理想中，“自由”被排在了第一位。可是再也没有一次革命经历了这样的反复、屠杀、血流成河。断头台上倒下的不仅仅是贵族，也有革命者，许许多多的革命者，一直到铁腕的拿破仑来终结这一切的混乱。
　　自由究竟是一种天赋还是一种权利，其实我并不十分关心这个问题。作为口号的自由只是一个口号，一个概念，一个理想。至今仍然对电影《V字仇杀队》开头的独白记忆犹新，天可怜见，这并不是出于对我们家Nata和Hugo无原则热爱的关系：

 Remember, remember, the 5th of November
 The gunpowder treason and plot
 I know of no reason why the gunpowder treason should ever be forgot
 We are told to remember the idea and not the man
 Because a man can fail, he can be caught, he can be killed and forgotten
 But 400 years later......an idea can still change the world
 I have witnessed firsthand the power of ideas.
 I've seen people kill in the name of them...
 ...and die defending them
 But you cannot kiss an idea......cannot touch it or hold it
 Ideas do not bleed. They do not feel pain.
 They do not love

　　无论怎么说，理念始终是一种虚幻的、抽象的、没有实体的东西，而对于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生活来说，这种无机的、超越的东西最可能成为可怕的威胁。看赖斯阿姨的《吸血鬼女王》时，玛哈瑞告诫年轻的吸血鬼们，没有肉体的东西不可相信，不是因为它们高高在上，而是因为它们割断了与生活、与大地的联系。无独有偶，刚刚看完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老头子似乎也有类似的观念。我不是在宣扬拜物教或物质主义，也没有丝毫贬低理想的意思。但是回头来仔细想一想，理想之所以有价值，难道不是因为它令人在其上找到了寄托？归根结底，赋予理想意义和价值的，难道不是人类本身么？难道到最后，人类居然成了它们的奴隶？离开了人，它们本来是虚弱无力、不堪一击的。
　　所以我们不必妄谈什么“永恒”和“真理”，因为在人类的视界中，这两样东西都是有限的。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东西我们不曾了解，也许有生之年也无法了解。有些东西我们曾经确信无疑，但也许只在不久的将来，它就将被证明是错的。有些东西我们从来都视之为谬误，但也许正如智者所说，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说到底信念和事实究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尽管信念有能力把事实变成真理——甚至谬误也可以。类似可怕甚至血腥的例子历史上实在是有太多了，我甚至都不愿意一一历数。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会感到，作为怀疑论者，一个人可以变得多么安全而幸福。
　　另一种危险的东西是理念，因为它可能成为信仰的符号，信念的绝对抽象化，甚至比剥离了血肉的骷髅更加彻底。当理念成为口号并仅仅作为口号的时候，那些高呼其名的声音事实上宣告了理想的死亡。我不必说在这个越来越民主越来越现代化的世界里，大众已经成了一种多么易于煽动和操纵，多么驯服而盲目的存在。世界上再没有比集体非理性更可怕的东西，这样的浪潮曾经以各种形式、在世界的各个地方出现过，每一次都给这个活生生的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与创伤。
　　很想看那本《群氓的时代》，可惜架上的两本都被借走了。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里，有一段关于大众与媒体的精妙阐述，有机会贴上来。
 

　　兑现诺言，这次上图~~~

　　3.1 公元六至七世纪的西欧

　　公元500~700年，罗马的政治权威业已衰落，蛮族国王在帝国的领土上割据分立，基督教世界分裂成阿里乌斯教派和罗马天主教，各自占据着半壁江山。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六、七世纪是一个无所建树、沉闷黑暗的时代，某些批评家称之为“一具即将被拉下舞台的尸体，以便下一幕好戏能赶快开演”。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西欧的许多农田荒芜，城市崩溃，罗马时代的经济文化遗存很快被蛮族人的黩武精神取代。《贝奥武甫》就是这个时代留下的一部史诗，它用萨克逊方言写成，最初源自丹麦，在8至10世纪之间成书于羊皮纸上，并且受到基督教的影响改变了许多。这个时期的贵族遵循一夫多妻制，婚姻也分为许多不同的类型，家庭关系也因此变得纠缠不清。一夫多妻制一直延续到八世纪，后来才在教会的干预下才寿终正寝。由于法兰克人的婚姻制度相对灵活，有一些平民出身的女性能够接着婚姻的契机成为王后。丧偶的寡妇可以继承亡夫的地产，她们和一些富裕的女继承人一起，在这个时期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当然，也有一些为了避免混乱的婚姻和政治斗争的女性，最后隐身修道院，成为修女。

　　3.2 货币与经济

　　公元六七世纪的西欧，金币的数量很少。因为农田荒芜、商业凋敝，与东罗马帝国的贸易逆差十分严重，黄金大多以这种方式流失到东方。割据一方的贵族并不乐于向君主纳税，无论他们是蛮族国王还是罗马皇帝。
　　在这个时代，普通人生活中最大的权威不是远在天边的国王，而是本地的领主（Lord）和夫人（Lady）。他们可能住在距农民土地咫尺之遥的豪宅里，向农民收税，为他们提供保护，并赐予其一定程度的司法公正。在城市里，这样的角色由主教扮演。有些城镇因为拥有圣物或圣迹，由朝圣者缴纳的贡赋甚至超过贸易收入。

　　3.3 墨洛温王朝的继承法

　　墨洛温国王常常依照法兰克习俗，将遗产平均分给众多的儿子，因此法兰克王国的国土经常在国王死后被瓜分成许多片。这种做法经常导致兄弟间的争战，或者其中一位战胜成为唯一的国王，护着大家满足于自己分得的遗产，各自统治。大部分时候，法兰克王朝的领土被分为三大块：纽斯特里亚、奥斯特拉西亚和勃艮第。这三块土地的差异和区别直到今日还相当明显。
　　法兰克人的这种传统导致的一个后果是国王的不断增殖，几代人之后，西欧就遍地都是国王了。据统计，在六世纪的欧洲北部（包括墨洛温王朝、不列颠和其他地区），任何时候都有大约200个国王。王权的极度地方化，在另一个层面上促进了西欧的割据和分裂。

　　3.4 圣本笃

　　圣本笃（St. Benedict of Nursia, 480~550）被称为西方修院制度之父，他将前人帕克缪（Pachomius）、巴西勒（Basil the Great）、迦贤（John Cassian）等人的思想综合起来，写成了《圣本笃会规》，他在卡西诺山的修道院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都是西欧宗教生活的一个中心。
　　本笃会接受任何人加入修道院，也欢迎普通人在他们有限的能力之内过上一种一心向主的生活。本笃会也接受儿童，许多孩子都在幼年时期被父母或监护人送到修道院（当然没有征求过孩子自己的意见），献给宗教生活。这种行为被称为“奉献”（oblation），这些孩子被称为“献身儿童”（oblate）。
　　本笃会的每一天都有详细规定的活动：集体祈祷、诵经和工作，工作包括种地、家务、抄写手稿。修士和修女必须遵守最基本的义务：安贫、守贞和服从。他们不得拥有私人财产，必须独身生活，并且听从于修道院长。本笃会的院长都是终身制，他们在修道院的权威不可置疑，他们被称为“abba”，这个词在阿拉米语中的意思是“父亲”。
　　另外，同样也是圣本笃，以反对异教的名义禁止了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这项历史悠久的运动直到近代，才在法国人顾拜旦的努力下重新复兴。

　　3.5 格里高利大帝

　　格里高利一世是590~604年的罗马教皇，也是圣本笃的支持者和信徒。他推广、宣传奥古斯丁的思想，支持本笃会的活动。据说这位教皇热爱修道生活，并对自己升任教皇感到真诚的后悔。在听说自己当选教皇之后，他躲了起来，人们不得不把他拖到圣彼得教堂才成功地举行了授职仪式。在他的统治下，教会取得了非常高的权威和势力，在伦巴第和拜占庭的两面夹击下，教皇领地的经济和地位仍然得到了巩固和加强——非常了不起的才能。
　　英国第一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传教士奥古斯丁也是被格里高利派往不列颠的，他在肯特王国成功地使国王及其大臣皈依了罗马天主教，基督教的影响由此扩展到英格兰的盎格鲁-萨克逊人当中。
　　格里高利建议传教团用温和的手段令异教徒皈依，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基督教的传播，也导致了前面提到过的异教传统与基督教的融合，旧宗教的神庙成为基督教的教堂，异教节日转化为基督教节日，甚至一些异教神祇，也以基督教圣徒或天使的名义，在新的传统里顽强地生存了下来。

　　3.6 《词源》

伊西多尔像

　　《词源》（Etymologia）或许是七世纪留下的最有趣的一本书，作者是塞维尔主教伊西多尔（Isidore）。由于他在书中不加批判地收录了所有能够找到的信息，因此显得格外芜杂奇异、光怪陆离。比如关于怪兽这个主题，他写道：

　　犬面人身兽（Cynocephali）之所以被成为犬面人身兽，是因为它们长着狗的头，而且它们的长啸显示它们是野兽而不是人类。这种动物产自印度。独眼巨人（Cyclopses）也产自印度，这样称呼它们，是因为它们只有一只眼睛，位于前额中央……无头怪（Blemmyes）产自利比亚，它们被认为只有躯干而没有头，它们的嘴和眼长在胸部；另有一些没有脖子，眼睛长在肩膀上……人们说锡西厄（Scythia）的巨耳族（Panotii）有巨大的耳朵，盖住了整个身体……独腿族（Sciopodes）据说生活在埃塞俄比亚。它们只有一条腿，但跑得飞快，并且……在夏天里，它们仰面躺在地上的时候，就用自己的巨腿来遮荫。

《辞源》插图：各种奇异生物

　　顺便说一句，这些怪人在艾柯的新作《波多里诺》中都出现过。十分推荐这本小说，大赞艾柯。

　　4.1 拜占庭帝国与东正教

　　按照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的看法，拜占庭帝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阿拉伯文化的影响，以至于这个帝国从根本上来说是麻葛式的、非古典的。东罗马帝国的帝制与其说是奥古斯都政治的延续，不如说是另一种形式的哈里发政治。总体上说来，拜占庭帝国非常重视防御和自我保存，总的政治趋势是防御和自卫，而不是征服别人。它的官僚机构庞大，因循守旧，缺少变化，到十字军东征的时代，已经是一个相当东方化的国家。这样的帝国在革新和扩张方面显然不及西欧蛮族国家，但在某种程度上也保证了国家的稳定。
　　事实上，“拜占庭”这个名字是希腊人为君士坦丁堡起的名字，君士坦丁大帝的时代已不复使用。用“拜占庭”这个名字称呼东方这一半的罗马帝国，冥冥中显示了其受希腊思想和东方文化影响的程度。
　　东正教是拜占庭帝国的官方信仰，拜占庭皇帝被人民视为上帝的副手和摄政王。从理论上将，皇帝的言论对所有涉及教会管理、宗教事务和教义的活动都有相当的分量，帝国的军队不仅是为皇帝而战，也是为教会而战，为上帝而战，他的士兵也不是普通军人，而是东方的十字军，为信仰而战的勇士——当然，这只是一种比方。
　　因为宗教和政治之间过于紧密的关系，拜占庭特别有必要确定一种统一的官方信仰和教义，因为异端在这里比在别处更加容易对皇权和政治稳定造成威胁。事实上，由于东罗马帝国的地狱涵盖了希腊、巴勒斯坦和波斯地区，因而同时受到古典哲学、犹太思想和玛兹达教的影响，也因此，对于基督的人性和神性，才会产生那么多迥异的说法。也因为这种思想和政治上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一性论者在拜占庭会遭到迫害，并最终倒向伊斯兰教。

　　4.2 拜占庭艺术

　　虽然拜占庭帝国的文化传统大多继承自古希腊（至少表面上如此），但事实上，古典文化和艺术在传到东罗马皇帝们手中的时候，已经带上了一股强烈的、精神性的神秘主义因素。在罗马帝国晚期，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到神学和宗教之中，艺术家也渐渐对描画自然的人体失去了兴趣，转而描绘神祇。在罗马帝国晚期的新基督教艺术里，可以看到身材瘦削、身披圣袍的形象，他们面色严峻、双眼深陷，仿佛可以通过眼睛窥视到他们的灵魂。
　　古典时代发展起来的透视法和人体解剖学知识，在这种新的艺术思想里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有人认为这种风格的转变是艺术的倒退，实则不然，只要联想一下自20世纪以来美术界重新摒弃了传统的透视法，就可以知道一种表现法则的运用与风格的写实与否并不构成评价艺术价值的标准。在拜占庭风格的画像中，艺术家们忽略了所绘形象的真实性，转而用丰富、绚丽的色彩，来表达神圣的光芒和庄严的宗教情绪。换句话说，他们追求的不是视觉的美感，而是心灵的体验和感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整个中世纪一以贯之的精神。

　　4.3 狄奥多拉

　　狄奥多拉（Theodora）是查士丁尼的皇后，按照普罗科皮乌斯的《秘史》记述，她本是驯熊师的女儿，在当上皇后之前，当过演员，做过妓女，至少有一个私生子。普罗科皮乌斯对这位皇后的成见极深，在《秘史》整整用了一章的篇幅讲述他所谓的“狄奥多拉的罪行”。
　　狄奥多拉出身贫寒，但生来拥有非凡的美貌、智慧和野心。年幼时，她和两个姐姐一起被送往君士坦丁堡的竞技场，市民们在那里观赏马车比赛、杂技表演、戏剧和马戏。这类地方除了提供合法娱乐之外，当然也经营各类色情活动，而狄奥多拉就在这个地方飞黄腾达。她通过许多有钱有势的主顾一路攀升，直到最后见到了还是王储的查士丁尼，二人一见钟情。查士丁尼与狄奥多拉结婚的时候大约三十五岁，而狄奥多拉年仅二十，后来他们共同统治的二十多年对拜占庭和西方的历史都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关于狄奥多拉的传说，最著名的莫过于公元532年，君士坦丁堡的两大政治集团联合反对查士丁尼举行暴动，军队和政治谈判都无法镇压。查士丁尼在竞技场对暴动者们好言相劝，但他的声音立刻被愤怒的暴民们淹没了。惊慌失措的查士丁尼决定逃离一片狼藉的君士坦丁堡，但是狄奥多拉阻止了他。她斥责丈夫说，她作为一个女人，现在却不得不表现得比丈夫更英勇。她说，与其逃亡苟活，不如光荣战死，她已经准备好裹着紫色寿衣下葬了（紫色在当时是皇族专用的颜色）。查士丁尼于是坚守君士坦丁堡，最终平息了暴动，保住了皇位和尊严。
　　暴动过后，查士丁尼和狄奥多拉花巨资重建君士坦丁堡，圣索菲亚大教堂就是这次重建的一项结果。时至今日，人们仍为这座建筑的壮美和谐叹为观止。同样也是因为查士丁尼听从了狄奥多拉的劝诫守住了都城，才有了日后的《民法大全》和贝利萨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查士丁尼和狄奥多拉的统治塑造了拜占庭，也在另一个层面上塑造了西方。
　　在宗教观念上，查士丁尼是正统派，即认为基督是神性和人性的结合，而狄奥多拉则笃信一性论，认为基督只具有神性。奇怪的是两人的感情并未因宗教分歧而疏远，反而愈发亲密。狄奥多拉在548年去世，查士丁尼从此一蹶不振。他后来没有再娶，“以狄奥多拉之名”成了他最庄重的誓言。甚至在许多年之后，他让一支胜利的军队停止前进，让整个君士坦丁等待，只为让他在狄奥多拉的墓前短暂地祈祷、默哀。

　　4.4 俄罗斯皈依基督教

　　俄罗斯皈依基督教的故事颇具趣味。为了复兴拜占庭帝国，抵御日渐强盛的阿拉伯帝国的影响和威胁，马其顿王朝的皇帝们自10世纪即开始小心翼翼地与基辅罗斯大公建立友好关系，除了进行贸易外，也向其推广东正教。根据编年史记载，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一世（Vladimir I, 980~1015在位）想要找到一种单一神教统一他治下的各个民族。他拒绝伊斯兰教，因为伊斯兰教要求戒酒。他拒绝犹太教，因为他无法理解为什么上帝的选民会没有自己的国家。他拒绝天主教，因为他们的教堂死气沉沉、单调乏味。后来，他派往君士坦丁堡的特使回国报告说，刚一走进圣索菲亚大教堂时，他们“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天堂里还是在地上”。于是，弗拉基米尔选择了东正教，作为他年轻的国家的官方信仰。
　　弗拉基米尔的改宗是通过联姻进行的，皇帝巴西尔二世将妹妹安娜嫁给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则为皇帝提供了六千精兵以征服保加利亚人。顺便说一句，巴西尔二世在历史上的绰号“保加利亚屠夫”。

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一世

　　4.5 英语中的阿拉伯词汇

　　由于穆斯林在科学技术、农业和思想上的创新，阿拉伯世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领先于西欧天主教世界，伊斯兰文明对于11世纪后中世纪西欧文明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甚至有人这么夸张又煽情地说——“一位说着阿拉伯语的王子，倾情一吻，将欧洲带出几个世纪的沉睡”。当然，论及个人看法，我觉得这个比喻即烂又滥。
　　阿拉伯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至今可以从语言上看到一些痕迹，以我们最为熟悉的英语为例，tariff（关税）、check（将军[棋类术语]）、sugar（糖）、bazaar（集市）、arsenal（军火库）、orange（橘子）、apricot（杏）、artichoke（洋蓟）、zero（零）和algebra（代数）等等。

　　4.6 卡迪雅和阿伊莎

　　卡迪雅（Khadija）是穆罕默德的第一任妻子，是个富有的寡妇，在麦加相当有势力。穆罕默德年轻时是她的伙计，替她管理麦加和叙利亚之间的骆驼商队。在卡迪雅40岁、穆罕默德25岁那年，她向他求婚，穆罕默德接受了。直到二十五年后卡迪雅去世，她一直是穆罕默德唯一的妻子。卡迪雅给予穆罕默德经济、社会和感情等方面的坚定支持，在他成为宗教领袖的道路上起了重要作用。在经历第一次神启之后，穆罕默德眩晕地走回家，卡迪雅用毯子把他裹起来，安慰他说他没有发疯，还安排了一些人来听穆罕默德讲述自己的见闻。卡迪雅是穆罕默德的第一个信徒，在极少有人支持他的时候，她的立场依然非常坚定。619年，卡迪雅去世，穆罕默德在麦加的地位因此急剧下跌，因此不得不逃亡麦地那。
　　阿伊莎（Aisha）通常被认为是穆罕默德最心爱的妻子。她出生于一个已经皈依伊斯兰教的家庭，嫁给穆罕默德的时候大约10岁，和他的其他几个妻子生活在一起。作为“信徒之母”，她们被要求格外虔诚，必须“守在自己的房间”，接见别人时必须“隐身于帘幕之后”。由于年龄的原因，阿伊莎直到婚后几年才圆房，而没过几年，在她18岁的时候，穆罕默德就去世了。阿伊莎此后四十余年一直未婚，但她对阿拉伯帝国的政治颇具影响，这可以在655~661年的内战中看出来。据说在骆驼之战中她甚至亲自上阵，置生死于度外，激励将士奋勇前进。

　　4.7 《古兰经》与穆斯林

　　《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圣书，记录了穆罕默德得到的神启，被认为囊括了神的所有启示的本质，是伊斯兰教的基石。穆斯林认为它就是上帝的真言，是天使加百列在天堂听到之后原模原样地传达给穆罕默德的。因此，穆罕默德得到的神启，不仅在概念和教义上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而且每一个字符都不能改动（全文323621个字符），最严格的意义上说，甚至不允许翻译。于是，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阿拉伯语也传播开去。
　　《古兰经》不仅在宗教上，并且在法律、科学和人文等各方面都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它是穆斯林学校所有可能开设的课程的标准课本，也是非阿拉伯世界的穆斯林们习得阿拉伯语的途经。“圣训”（hadith）是对穆罕默德的言行的记录，最先通过口耳相授流传，后来被收集成几部集子，总成为《圣训集》。《圣训集》并不具有《古兰经》那样的宗教权威，但对于《古兰经》的内容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补充。今日的阿拉伯世界里，有四部圣训特别重要，被称为“四大圣训集”，它们大部分编订整理于公元九世纪前后，即穆罕默德逝世后的一两百年。
　　作为参照，基督教的许多著作（其中一些被教会承认为正典，收入《新约》）也大量出现于公元一至二世纪，这似乎是一个很有趣的巧合。

　　4.8 什叶派和逊尼派

　　谈及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分野，首先不能不提655~661年的内战。穆罕默德去世后，在伍麦耶家族和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之间发生了王位之争。伍麦耶家族是旧时麦加的商界富豪，阿里则是穆罕默德的女儿法蒂玛的丈夫——后者是先知唯一有子嗣的孩子，虽然她本人已于633年去世。阿里的支持者认为，王位必须由先知本人的后代来继承，而伍麦耶家族则得到阿伊莎的支持。
　　阿里在661年被刺杀，伍麦耶的哈里发们在大马士革建都，统治起广袤的阿拉伯帝国。内战随着阿里的死宣告终结，但是他的支持者并未被完全剿灭，他们忠心耿耿，全力支持阿里和法蒂玛的后代。随着时间的发展，他们逐渐发展成一个独立的伊斯兰教派，被称为什叶派（Shi'ism）。他们认为，真正的哈里发——即穆罕默德通过法蒂玛和阿里所传的子嗣——是没有原罪、没有错误的，还拥有《古兰经》里潜藏的神秘知识。主流的穆斯林加派则被称为逊尼派（Sunni），以《古兰经》和先知的言行为教义之本。什叶派在10世纪控制了埃及地区，建立了法蒂玛王朝（Fatimid dynasty），以开罗为首都，他们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一大部分伊朗人都是什叶派信徒。

　　4.9 阿拉伯王朝

　　伍麦耶王朝（Ommaiyads，又译为“倭马亚王朝”）的都城在叙利亚的大马士革，自661年内战结束以来一直统治着阿拉伯帝国，直到750年被推翻。在这个王朝中，阿拉伯人继续向四方扩张。他们进攻过君士坦丁堡，但是败在了坚固的城防和神秘的“希腊火”之下。他们侵入北非，灭亡了汪达尔王国。他们在711年渡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伊比利亚半岛，一举击败西哥特王国，将那里的犹太人和基督徒收归自己统治。他们甚至建立起一个穆斯林王国安达卢斯。要不是查理·马特在普瓦提埃战役中击溃了北上的阿拉伯军队，他们可能还会一直侵入法国，西欧的历史则可能因此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750年伍麦耶王朝被推翻，新的统治者们建立起阿拔斯王朝，他们的统治延续到约公元950年。阿拔斯王朝将都城由大马士革迁往巴格达，由此，伊斯兰政权的中心开始向东方转移。751年的怛罗斯战役中，唐朝军队负于阿拉伯军队，在中亚史和中国古代史上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再后来，穆斯林甚至扩张到印度次大陆深处，并打到了印度尼西亚诸岛。
　　阿拔斯王朝的政府要员大多是波斯贵族，巴格达的新政权包括了各个民族的成员。阿拉伯贵族独裁伊斯兰政权的时代结束了，新王朝的权力由阿拉伯人、波斯人、叙利亚人和其他民族共享。在行政管理方面，政府主要遵循了波斯的传统，某些方面参考了拜占庭的做法。巴格达的政府机构复杂而完善，通过税收官、法官、情报员和间谍与地方保持着联系。在这一时期，伊斯兰妇女被要求独处静室，必须用面纱和衣物遮住身体——这些习俗在当时并不是伊斯兰教固有的做法，而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波斯和拜占庭传统的影响。在阿拔斯王朝，巴格达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
　　在九世纪末，阿拉伯帝国呈现出分裂的倾向，安达卢斯、摩洛哥和突尼斯由自己的王朝统治，埃及、叙利亚和东波斯亦宣布中断与巴格达的关系。法蒂玛王朝在埃及建立，鼎盛时期的疆域包括了北非的大部分地区以及西西里岛，甚至一度占有大马士革。安达卢斯一度是西欧最强大的国家，首都科尔多瓦是著名的学术中心，然而在公元1000年后不久，即分裂为几个小的王国，哈里发政权也在1031年被正式废黜。阿拔斯王朝甚至在945年后就徒有虚名，尽管哈里发的头衔得以保存，但国家的政权实际上落在“埃米尔”（amir）的手里。1055年，塞尔柱突厥人征服了巴格达，其首领自封为“苏丹”（sultan），继承了阿拔斯王朝的衣钵。

　　4.10 地平说

　　几乎所有人都说，中世纪的人们认为大地是一个平面；他们预言，1492年哥伦布的船队穿越大西洋时，可能会从世界的边缘掉下去。
　　早在古典时代，科学家们就已经建立起地圆说，甚至估算了地球的周长。阿拉伯天文学家则更进一步，艾哈迈德·法尔甘尼（Ahmad al-Farghani）估算出地球直径约为6500英里，并直截了当地指出，人们看到船帆渐渐消失于地平线下，就相当于看到地球是圆的这一事实。
　　中世纪西方的自然哲学家们也接受了这些理论和成果，虽然《圣经》的某些段落并不是这么写的。比如《旧约·诗篇》就说，耶和华“将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摇”（诗104:5）。但奥古斯丁亦说过，《圣经》里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并不是最准确的，而且，大地的形状和人类的救赎没有什么特别重大的关系，在许多场合下似乎可以下结论说大地是球形的。比德就将大地描述为一个球体，罗吉尔·培根和托马斯·阿奎那也做了相同的叙述。到中世纪末期，有的自然哲学家甚至假设球形的大地是围绕一个轴心旋转的。
　　这些想法并不仅仅局限于抽象的科学领域。在中世纪，君主手持的“宝球”就是一个饰有十字架的地球仪，以示其凌驾于基督教世界的权威。关于中世纪的“地平传说”，或许多少应该归功于美国小说家华盛顿·欧文，他的作品使得这种误解在十九世纪颇为流行。而且，我们也喜欢目中无人地认为中世纪（或者过去的任何时代）都比现在要无知许多，现在理所当然是更开明的时代等等。杰弗里·伯顿·罗素（Jeffrey Burton Russell）在1991年的著作《虚构的地平说：哥伦布与现代史学家》（Inventing the Flat Earth: Columbus and Modern Historians）是有关这个话题的一部优秀著作。

　　4.11 安达卢斯的学术中心

　　在中世纪早期，安达卢斯是欧洲当之无愧的文化与学术中心，首都科尔多瓦在人口、财富和市政组织方面，均远远领先于西欧其他城市。科尔多瓦有许多雄伟的清真寺、高架引水渠和公共澡堂，集市和商店门庭兴旺，警察和公共卫生服务效率极高。法兰克修士奥里亚克的格伯特（Gerbert of Aurillac）曾在十世纪到科尔多瓦求学，当他回到法兰西时，他的同侪们认为他拥有的知识多得让人恐惧，几乎认为他具有超自然力量。在这个时期，伊斯兰国家在学术和科技上是一颗颗“闪亮的宝石”，图书馆中有着丰富的古典藏书，另外也不乏学识渊博的学者。就在查理曼大帝费尽心思教化他那文盲如云的法兰克人民的时候，伊斯兰国家的文化与学术却异彩纷呈、欣欣向荣。
　　格柏特之后，许多西欧人追随他的脚步前往伊斯兰世界学习（大多是在安达卢斯），他们从那里带回许多伊斯兰图书馆收藏的古籍，也带来了许多伊斯兰学者的著作，比如伊本·西拿（Ibn Sina）和伊本·路什德（Ibn Rushd）的著作，这两人在西方学者口中被称为阿维森那（Avicenna）和阿维罗伊（Averroes）。

伊本·西拿，或称阿维森那

伊本·路什德，或称阿维罗伊

说明：这本书太长了，八卦太多了。本来准备一次把随想八卦什么的写完，发现实在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所以分段慢慢写吧，也不知道最后能搜集多少好玩的东西。
　　另，以后可能会配图，这次先免了。

0.1 关于“黑暗中世纪”的神话

中世纪的“黑暗”、“野蛮”完全是中世纪末期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和新教徒们提出的，并且这种不公道的声音主宰了人们的思想足足500年之久。如果说这漫漫一千年里真的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或颇具意义的大事，似乎于情于理都不太能说得通。但是要心高气傲的新时代承认，它的许多伟大与成就受益于这古老陈腐的一千年，似乎又与它的自尊心相抵触。最后事情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中世纪于我们，是一个罩着神秘面纱的陌客，可以任由你的想象任意打扮，而我们于中世纪的故人，也不过是若干年后一群聒噪无聊的后人而已。 

中世纪的人早已入土，即使我们用“原始”来形容他们的习俗，用“粗野”来形容他们的生活方式，用“可怕”来形容他们的习俗，他们也无法起身抗议。他们的静默让我们得以安全地孤芳自赏，以他们的时代为参照，我们的时代才显得非常不错。说到底，有谁愿意生活在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没有计算机的时代？而中世纪人也会说，有谁愿意生活在受温室效应威胁、布满核武器和超级都市的时代？

1.1 罗马和平

罗马帝国统治下的欧洲，基本称得上一个祥和安定的局面。除了部分属于蛮族的土地外，所有帝国的领土都被妥善地管理着。帝国的官方语言是拉丁语，东部地区仍然流行希腊语，地域偏远的领土上，农民们操着自己的方言生活。一个罗马帝国的臣民无须持罗马官方信仰，他可以信奉自己的神祇、精灵和鬼怪，可以同时祭拜伊西斯和阿波罗，外加自家附近的山泉女神。这种情况直到后来基督教成为帝国的官方信仰之后，才有所改变。
　　在帝国的南部和北部，人们的生活方式有很大不同。南部的地中海气候区，阳光充足，气候怡人，盛产谷物（主要是小麦和大麦）、葡萄和橄榄。因此罗马人的主要食物是面包和酒，并且他们烹饪使用的是橄榄油。相比之下，北方的气候要更加寒冷一些，地中海作物无法生长。北方人的主要饮料是啤酒，只有富人才能享受奢侈的橄榄油，普通人家只能用更为普遍的黄油。在亚平宁半岛上，由于畜牧业取代了种植业的地位，罗马人只能依靠富饶的埃及和北非地区出产的谷物填饱肚子。
　　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奴隶，或者因为战争，或者因为债务，以及一些被自己家庭遗弃的人。大部分奴隶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少部分成为仆人，或从事别的工作。罗马法律规定，奴隶不能结婚，也不能组成家庭。
　　罗马人的家庭是绝对的父权之上，作为一家之长，父亲甚至有权决定新生儿的生死。被抛弃的婴儿或者被奴隶贩子或需要孩子的成人收养，或者就此死去。一般情况下，如果孩子生来身体虚弱或有残障，或者长相不讨父亲喜欢，都有可能被家人抛弃。如果家里已经有很多女儿，新生的女婴通常会被当作多余的东西处理掉。即使健康长大的妇女，在往后的生活中也享受不到多少自由的权利。

1.2 早期基督教

基督教最早是罗马帝国黄金时代过后，流行于帝国境内的许多神秘主义教派的一支。耶稣本人的门徒大多是深受犹太思想熏陶的人，若非保罗的大胆改革，基督教今天或许仍然是犹太教内部的一个不起眼的分支。《新约》的内容是在1世纪末，信徒们陆陆续续写下了许多关于自己信仰的故事，这些作品中有的失传，有的被后世摒弃，但有四部被认为是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所作，它们在后来的宗教会议上被认为是基督教正典，被收入《圣经》，成为我们今日所见的“四福音书”。
　　早期基督教对圣徒称号的授予并不怎么正式，只要人们认为一个人是圣徒，他的圣徒身份便得到承认。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中世纪，直到教会感到需要对民众追认圣徒的热情加以限制，才规范了圣徒称号的授予与承认标准。最早的时候，作为圣徒的标志经常是一些极端禁欲行为和殉教行为，他们的事迹被写成圣徒传——这在基督教早期是一种非常流行的文学体裁。
　　彼得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长，他后来到了罗马，并在那里殉教。他被追认为第一任罗马主教，这个职位后来成为教皇，历任教皇都认为自己是彼得的继承人。由于人们相信耶稣将天堂的钥匙交给了彼得保管，这个地位在所有的基督教大主教中，便显得特别圣洁、高高在上起来。

1.3 斐洛

斐洛对《圣经》的寓言式阐释，为基督教的神学家们打开了一扇大门。他们由此可以说，《圣经》中的上帝，即是柏拉图所说惟一存在的真神。另外，通过这种方法，《旧约》也可以用来解释基督教的典籍。因此，亚伯拉罕在牺牲以撒时用的柴火就成了钉死耶稣的十字架的原型。
　　普罗汀的新柏拉图主义同样为基督教神学家们提供了学术的支柱，他们在自己的理论中引入了新柏拉图主义关于灵魂、神秘主义的作用和现实世界的神学观点。但是在后世，基督教中的神秘主义倾向与理性主义倾向越来越严重地对立起来，终于导致了彼得·阿贝拉和明谷的圣伯尔纳的对立。
　　另外无良地八卦一句，所谓法国是怀疑主义的巢穴这种观点，毋宁说法国知识分子有着优良的理性主义传统，相对来说比较不好骗而已。所以阿贝拉之后有蒙田和笛卡尔，还有帕斯卡的经典传教假说。这样的土地能孕育伏尔泰和萨特，其实并不是什么令热惊讶的事情。不要提什么德里达拉康和福柯，现在甚嚣尘上的“后现代”以巴黎为中心蓬勃地发展的历史，似乎也孕育着一种冥冥中的必然。

1.4 异教

异教（pagan）这个词源自拉丁语的“农民”（paganus），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基督教刚刚被罗马帝国确立为官方信仰之时，其他宗教在帝国广大疆域中的存在状态。农村一直是异教的大本营，尽管基督教最终成功地渗透到农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在漫长的中世纪（甚至直至今日），古老的异教文化还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在人们的生活中保存了下来。关于民间信仰和原始巫术以基督教形式的遗存，在弗雷泽的《金枝》里有相当详尽的论述，许多涉及古代文化（凯尔特人、日耳曼人）的书籍里都会涉猎相关内容。
　　比较著名的遗存包括：圣诞节，也就是冬至日，这个日子原本是异教的新年，用来庆祝太阳的重生，也是新的一年的开始，现在成为圣子诞生的日子；复活节，这个日子则是古老的春分日，同样和民间巫术与谷精信仰相关，植物之神从严冬的死寂中复活，被基督徒们改变为弥赛亚的从死里复活；万圣节，这个节日是古老的凯尔特遗存，也代表一年的开始（凯尔特人将一年分为冬夏两季，以冬天为一年之首），传说中是死者回到阳间游荡的日子，因此是所有亡者的圣典，气氛倒是和今天的鬼节有些类似（或者说我们回归传统了）；仲夏篝火节，也是古老的异教节日，定在夏至日，在基督教历法中，成了施洗约翰的纪念日，因此蒙上了浓浓的基督教的色彩。

1.5 圣杰罗姆

圣杰罗姆是早期的拉丁教父之一，生性不安好动，说话尖酸刻薄。他曾经对一个反对者说：“好心的先生，您想要撒谎，但您却没有这个水平。”他在罗马住过一阵子，后来在伯利恒建了一所修道院，投身于抄写拉丁语手稿的事业，他和他的僧侣们保留了大量的古代希腊罗马典籍，如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奥维德的作品。但是杰罗姆生前曾经被一个梦吓到过，在梦里耶稣将他从天堂驱逐出来，并说“你是西塞罗主义者，不是基督徒”。杰罗姆在信仰和对古典异教作品的爱中犹疑不决，痛苦万分。但是他实在太热爱古典文学了，不可能放弃它，于是最终，他决定用古希腊罗马文学来为上帝效劳。
　　杰罗姆最大的成就在于他研究和翻译了基督教的经文，他从希伯来语和希腊语原本译出了拉丁文的《圣经》，至今仍被作为拉丁文《圣经》的标准定本，被称为Vulgate Bible。中世纪的天主教会一直将此定为标准文本，后来各种民族语言的《圣经》都以此为原本译出，其中包括英王詹姆士一世时期制定的“钦定《圣经》英译本”。

2.1 凯尔特人

凯尔特人被罗马人叫做“高卢人”，这是因为罗马人将阿尔卑斯山西北方的土地称为高卢的关系，这其中的大部属于今日的法国。事实上凯尔特人的居住范围远比这个大得多，整个外阿尔卑斯地区，从伊比利亚半岛到高卢，到不列颠都有他们的聚居点。在今天的欧洲，只有布列塔尼、威尔士、爱尔兰和西苏格兰还在说凯尔特人的语言，他们也被称为欧洲的“凯尔特边缘人口”。
　　凯尔特语本身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包括许多非常不同的分支、民族、部落和习俗，但总的来说，他们和罗马人、日耳曼人、斯拉夫人还是非常不同的。另外，凯尔特人从来没有形成一个帝国，他们往往分散在各个相对孤立的聚点，偶尔相邻的部落会结成联盟。在罗马扩张的日子里，凯尔特人的领地渐渐被渗透、蚕食，最终被纳入罗马帝国中，成为它的一部分，只有那些边境的部落残存下来，仍然保持着自己的传统。很难说这种被同化是不是一件好事，今天的学者们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出发，对英伦三岛上保留的凯尔特文化遗存倍感自豪，但是在罗马扩张的时代里，罗马这两个字，就是文明和先进的象征。换句话说，罗马代表着未来，而凯尔特人剩下的只有过去。一度与恺撒争权的独裁者庞培就是一个罗马-高卢家族的后裔，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被同化的凯尔特人在罗马帝国内只能过着任人压榨的生活。

2.2 蛮族

“蛮族”有许多部落，并且其民族构成、语言和信仰都是复杂多样，相互交融的。蛮族是一个极不稳定的存在，在其形成的早期更是如此。一位领导人打赢了战争，就会渐渐形成以他为领导的部族；一旦战败，这个部族就分裂了，一个新的部族又围绕着另一位战胜者振兴起来。不同的部落通过这种方式渐渐融合，在西罗马帝国的土地上成立了各个部落王国。法兰克人、汪达尔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他们都有了自己的王国。这些王国建立以后，他们就编织起神话，讲述关于自己在东欧和斯堪的那维亚的故土生活，换言之，他们“创作”了自己的民族起源。
　　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中对蛮族人进行了相当程度的美化，使他们成为后来所谓“高贵的野蛮人”的原型。实际上，蛮族人的道德水平并没有塔西佗所言的那么高。在某些方面他们也许不及罗马人无耻，但是肯定没有罗马人文明。一位五世纪的罗马贵族就蛮族人的个人卫生做过这样的评价——“鼻子要是闻不到蛮族人，就真是太幸福了。”

2.3 神裁法

必须纠正一个巨大的误解，即神裁法并不是基督教的审判法，而是源自蛮族的传统。蛮族的法律以习惯和传统维系，由部落成员公认体现其效力，但是只在特定部落范围内有效。由于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习惯，因此蛮族的法律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总的来说，蛮族法律追求以和平方式解决可能会引起流血和世仇的争端（关于日耳曼民族血亲复仇造成的种种悲剧，可参见古冰岛萨迦和中古德语史诗《尼伯龙人之歌》），比如赎金制，立誓免罪制，以及神裁法。神裁法由祭司监督，被告被要求用手紧握一根烧红的铁棍，或被要求从滚沸的锅炉里拿出一块石头。如果他的手正常恢复，那么此人即被宣告无罪；如果没有正常恢复，则为有罪。等等诸如此类的方式。

2.4 亚瑟王

巴登山之役的亚瑟王和中世纪盛期骑士传奇里的亚瑟王其实是两个俨然不同的角色，即使他是一个真正的历史人物，现代人对他的了解恐怕更多也是通过一些虚构的、被扭曲的传说——虽然这些故事总体上来说颇具浪漫色彩。在中世纪早期，亚瑟王或许是被作为一个凯尔特民族英雄被崇拜和纪念着，并在威尔士、康沃尔、布列塔尼等地区广为传颂。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亚瑟王成了凯尔特人抵抗撒克逊人入侵的偶像和英雄，时时激励着凯尔特人的民族热情。
　　但是十一世纪吟游诗人口中的亚瑟王完全是另一种形象，那些关于圆桌骑士、魔林、湖上仙女的传说对于历史来说也十分荒诞不经。今天仍然有许多人为亚瑟王究竟是否存在过争论不休，还有更多的人关心着那些关于他的传说是真是假。丘吉尔在他的《英语民族史》中专门提到了亚瑟王，并认为这个人物的确曾经存在过，并曾经率领一队罗马骑兵抵抗进犯不列颠的撒克逊人。但是关于圆桌社，关于朗斯洛和桂尼薇王后，关于圣杯的追寻，以及神秘仙境阿瓦隆的传说，当然会吸引更多人的注意。我个人比较倾向于这样一种观点，即亚瑟王的真正身份或历史原型，这应当作为一个学术问题，留给历史学家们去考证研究。但是中世纪传奇中的亚瑟王，显然在人们的心中具有更为强韧的生命力，所以按照某种有些玄妙拗口的说法，我们可以把“亚瑟王”这个名字底下代表的涵义拆开，分成一个巴登山的亚瑟和卡米洛的亚瑟，一个六世纪的亚瑟和一个十一世纪的亚瑟。至于你心中的亚瑟属于哪个时代，代表哪种文化或观念，那完全是读者个人的事。即使卡米洛的亚瑟形象完全是一个文学上的虚构，他也已经在漫长的岁月里建构了某种真实，对于很多熟读亚瑟王传奇的人来说，这个亚瑟（卡米洛的亚瑟、领导圆桌社的亚瑟，以及后来去了阿瓦隆的亚瑟）就是真实存在的形象，就如同堂吉诃德坚信的那些古代完美的骑士，一定是曾经存在过的一样。

2.5 墨洛温王朝＆克洛维

墨洛温王朝是法国的第一个统治王朝，它的建立者是克洛维（Clovis），他在普遍信仰阿里乌斯教的蛮族中第一个皈依罗马天主教。图尔主教格里高利在他的《法兰克人史》中这样描述他，这是一个“以一颗正直的心走在上帝面前并会当着他的面行善的人”。格里高利对他做出这样高的评价，很大程度上乃是因为他是一个天主教徒，然而克洛维确是一个残暴、狡猾、嗜杀的人（从某种程度上看的确是这样）。格里高利曾经转述克洛维的一句话：“啊，悲哀啊，我独行于陌生人之中，却不见亲人相助。”对此格里高利的注解是：“他谈起他们的死，不是出于悲伤，而是以一种狡猾的方式找出更多可以杀害的亲戚。”
　　克洛维渐渐通过军事和信仰两把利剑统一了法兰克各部，建立了法国的第一个世袭王朝。他的名字也被作为王室的世袭名称，这个名字在几个世纪后演化成更为柔和的“路易”（Louis），“法兰克人”也改成为“法兰西人”。如果你还记得电影《黑客帝国》中由兰伯特·威尔森扮演的那个法国人/程序，他的名字就是墨洛温（Merovingian）。

2.6 关于西罗马帝国衰落的原因

西罗马帝国曾经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盛的帝国，关于它的衰败和灭亡，也一直是历史学界的一大热门话题。我们暂且不提吉本同学那浩浩六卷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到今天学界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已经超过210种，这其中包括气候转劣、过度依赖奴隶制、基督教不够世俗化、过度纵酒乱性、生态破坏，甚至铅中毒。编教材的两位教授对这些说法基本持否定态度，她们说：

奴隶制既是古典文明的起点，也是重点；东罗马帝国比西罗马帝国更基督教化，但是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东罗马帝国继续存活了千余年；罗马史上最享乐、最放纵的时代是罗马和平时期，而不是西罗马的风烛残年。另有一位颇有建树的历史学家甚至提出，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是因为男同性恋泛滥。然而，关于同性恋的记载，在公元前五世纪比公元五世纪要多许多，因此同性恋倒更有可能促成了古典文明的兴起，而不是衰败。

最后那个观点汗一下，联想起柏拉图同学的《会饮篇》，也许不算是毫无根据厖……

• Μια αιωνιότητα και μια μέρα——《永恒的一天》（德国/希腊/法国/意大利，1998）

　　很久以前因为仰慕电影的配乐买了OST专辑，哪知苍天作梗却一直找不到原片。老天有眼，去年秋天终于被我碰上了，于是欣喜地抱了回来。最喜欢的镜头大约是那个买词的诗人，以及老人和少年的那段夜车。电影的某些段落还是有些压抑的，像是被警察追赶的孩子，两个人的边境之旅，铁丝网上满满爬着的黑影，以及那座废墟里，孩子们举办的小小葬礼。有人说这部电影很美，的确，在某些地方，它美得有些残酷。回味起来这是一部相当忧伤的电影，虽然片中不曾刻意表现，我却感到一种湿漉漉的孤独和寂寞。这种感情或许在老人爆发出“留下来陪着我”那一刻达到了极致，在片尾母亲若有若无的呼唤声中在每个人的心中扎了根。

• Belle de Jour——《白日美人》（法国/意大利，1967）